5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岛内人民期望和平。另外，自1953年韩战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致力于大陆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在此情况下，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
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 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探亲。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在滇西惠通桥指挥的战役中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为感动。
话题转到国共和谈，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 周恩来听后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吗！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 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 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周恩来还表示，欢迎滞留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回大陆考察，观光，探亲，访友，工作和定居，并表示来去自由。
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 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万5千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
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二、 曹聚仁穿梭往返，风云起谈判搁浅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风尘仆仆地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虽说是个做学问的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共方面的热情接待。 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绍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 三个月后，即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国共和谈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希望能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正是万木葱茏的初夏，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这此，他仅在北京呆了短短几天，便匆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 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进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 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和台湾方面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快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的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 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 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也可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走露消息，被外界察觉。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 曹聚仁和蒋经国立即上岸登机，飞往台中蒋介石官邸。第三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
然而， 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了浅。
三、出师未捷身先死，历史遗憾任评说
70年代初，大陆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的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担当居中调解的和平专使。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作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 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的安排，1973年5月25日，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章士钊的病情，然后护送其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与世长辞。
章士钊在完成民族使命的过程中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