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个问题，从大陆有影响的媒体，确实可以听到一些积极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最近的社评。在题为"如何瞻望后SARS时期的经济"的社评中，胡舒立明确地指出，"SARS之灾提出的挑战，本质上正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SARS逼迫我们关注中国的公共 畴籵t统，关注农村和农民，关注教育和公民文明精神提升，总之是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些在危机中形成的共识，不应该仅仅是抵御危机的权宜之计，而应成为"后SARS"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是，正如胡舒立所批评的，多数经济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此。他们的关注还是"放在预测 M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说，还是单纯地关注GDP。
多数经济学者对SARS危机的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人都喜欢干自己擅长而熟悉的事情，况且，他们自知对政策的影响不大，何必吃力不讨好呢？真正的问题是，当权者对经济政策的选择，是否受到了SARS危机的影响。根据我们对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观察，他们对急功近利的经济增长没有象江泽民和朱镕基那末热心。在SARS危机爆发之前，就显示了追求更为公平的经济发展的意向。毫无疑问，这次SARS危机的爆发，只应强化他们的这种倾向。
问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巨大的惯性，是否能够被SARS危机所动摇。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大陆近年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加工业的扩张。如果这个增长的基石被动摇，大陆经济政策改弦更张的压力自然就会比较大。维持大陆出口加工增长势头有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在需求方面，有人在SARS危机爆发之后指出，这场危机动摇了海外投资对大陆的信心，因此会影响到需求。现在看来，由于SARS疫情得到比较快的控制，还没有发生如此深层的影响。大陆的所谓海外投资，有相当来自海外的华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台商。他们主要看中的是大陆廉价的劳动。只要这个因素不因SARS危机而改变，大陆对外资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有大陆学者看到了民工劳动价格的重要，认为SARS危机会明显提高大陆民工的价格，因此会危及海外投资的增长。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了。
不错，SARS危机迫使大陆当局增加对农村和民工的医疗投入，因此在社会的意义上增加了民工的劳动成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工的劳动价格会因此上升。民工劳动价格的上升，取决于民工劳动机会成本的提高。而民工劳动机会成本的提高却并不因为大陆增加对农村和民工医疗以及其它公共投入而必然提高。理解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预料，由于SARS危机，大陆新领导人会更加注重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但是，这些投入能否在农村和内地创造真正的经济增长机会，是决定民工劳动机会成本的关键。如果这些投资仅仅是象朱镕基建粮库那样，建了一些农民并不需要或者用不起的设施，就不可能改变民工的机会成本，因此也不容易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格局。
换句话说，仅仅增加对农村公共投入的数量，并不能给农民创造真正的机会。要为农民创造新的机会，需要十分艰难的改革。对此，我将另作评论。在改革难以推进的同时，大陆扩大出口加工的机会依然存在。在全球通缩压力的影响下，大陆过低的劳动价格可能对外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对大陆当局维持旧的增长格局产生难以抵御的诱惑。
因此，我的结论是，SARS对大陆十余年来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后果提出了严重的警示，但是，这个危机还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纠正大陆经济的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