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是八九运动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年轻身影，就是这种高贵人性的伟大象征，值得永远铭记。大学生、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阂，甚至为保持运动纯洁性而对民众的排斥，是八九运动留下的深刻教训。如此惨痛的教训足以扣问灵魂和催促自省。特别要强调的是，死于六四大屠杀的亡灵中，有许多普通民众，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当年的风云人物们，但对他们的记录却极为罕见。以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难而危险的记录。应该有一部专门记录八九运动中的民众参与的史书。否则的话，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们，不仅愧对亡灵，也愧对历史。
本文记述的事实，仅仅巨大冰山之一角，主要来自我于90年代初写就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书，那是我个人对八九运动的回忆，1992年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重新提起旧事，仅仅是为了保存和强化对苦难历史的记忆。
1989年5月13日，八九运动开始悲壮的大绝食。我从5月14日上午到广场，一直与学生们在一起。今天回忆起来，不仅学生们用年轻生命呼唤民主的行动催人泪下，民众对学生的支持也令人动容。
15日中午，几位北师大的同学来找我商量，想要办一份“北师大绝食团通讯”，印发一些消息和文章。我当即表示支持。但办通讯需要一些设备，如钢板、蜡纸、刻笔、油墨、油印机、纸张以及其他东西，钱从那来？广场的绝食团总指挥部不给分文。我当即决定去为学生们募捐。三个学生跟着我，一位同学帮我拿话筒、一位同学抱着募捐的纸盒箱、一位同学拿着几瓶汽水，绕着广场募捐。
五月十五日下午和五月十六日下午，我前后共进行了三次演讲募捐，走了整个广场。工人、个体户、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军人、警察、老人、孩子……人们纷纷掏钱，那个小小的募捐盒内，有社会各阶层的捐款。在整个募捐过程中，我几乎是流着泪在演讲，募捐结束后，我的嗓子喊哑了，泪流干了，许多催人泪下的场面至今难忘：
一位少妇把钱塞到孩子手中，孩子一边把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投入募捐盒内，一边哭着说：“谢谢叔叔阿姨、谢谢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长大了多好，也能和你们一起绝食……”
一位衣着褴褛的老人，自称是顺义县的农民，居然捐了一百元，再三叮嘱我给年轻人买点补品。他说他不懂国家大事，今天进城想到天安门看看，碰巧遇上大学生们绝食。他完全出于同情心，出于心痛孩子们而捐款的。
一位从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妇女，把五十元人民币塞到我的手中说：“老师，这是我回家的路费，但这些小青年太让我动心了，我宁可走回家也捐这钱。”
我执意不肯收，她竟哭起来，跪在地上请我收下。她说：“别看不起我这个平民百姓，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大学生们是拿性命替我们说话呀。”
在纪念碑上的西侧，坐着一群《人民日报》记者、编辑，他们打着两条横幅“学生运动不是动乱！”、“四 廿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当我对他们发表演讲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和编辑都慷慨解囊，最少的十元、最多的五十元。
在人民大会堂的东侧，我还看到了前外交部长黄华。显然，他是自己来广场的，没有警卫人员跟随。他拄着拐，被一群围观的人簇拥着。他很激动，几次想讲话都无法开口。后来，他也许累了，就坐在马路边上对着一个录音机讲起来。由于距离太远、加上人声嘈杂，我没听清他说些什么，但从不时传来的掌声中，可以感到他对学生们的同情和支持。
两位不报姓名的电工，神奇地为我在绝食棚中安装了一部电话，只能打出去，不能打进来。他俩说：“我们想这比捐几个钱有用。”至今，我仍然记得那部老式的、深红色的电话机。我用它与许多人通过话。
一位年轻小伙子，自告奋勇地要求为北师大的绝食团通讯打印稿子，并提供了国际直拨长途电话和电传。他告送我，如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与外地或国外联系，我可以找他，他会为我提供方便。这个小伙子骑着一辆轻便摩托车，一次次地取走手稿，送回打印好的蜡纸。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跨上摩托车，点火、发动、侧过头向我挥挥手的情景，他的动作和造型潇洒极了。
中信公司开着车送来大批营养品、饮料和食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站在汽车上，一边往绝食的学生中间扔东西，一边高喊：“我们是中信公司的。荣老板（荣毅仁）让我来看你们啦。同学们最清楚谁是真正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我们荣老板支持。我们中信就深受官倒之苦哇。”
一位农民妇女，拎着一篮子热腾腾的包子来到绝食的地方，急火火地打开蒙在上面脏毛巾，说：“同学们饿坏了，吃吧。跟这种老爷官赌气，弄坏了身体不值得呀。”我走过去，严肃地对她说：“你的好心我们心领了，但这是绝食。你在这拿着包子，影响不好。请你离开。”她说：“你这位同志怎么没良心，眼眼睁睁地看者同学们挨饿。多嫩的身子骨呀。”我说：“决不行。同情归同情，绝食是绝食。你还是离开。”这时有几个同学过来，一起劝她走。她同意了，但很坚决地说：“那我就等在那边，什么时候想吃了，吆喝我一声就成。”果然，在绝食改成静坐那天下午，她真的又出现在北师大中文系的绝食帐篷中，照样提着一篮子包子，篮子上照样蒙着那块脏毛巾。
两个小伙子，登着一辆板车，上面装满了棉被和衣物，有的棉被和羽绒服是崭新的。他俩说：“这是我们四合院的几家人凑的，不知能不能用上。眼下，我妈正在家里煮绿豆汤，下午送来。”
十五日上午，有两个美国人要进入北师大的绝食团进行采访，纠察队拦住了他俩。我过去一看，是一男一女，女的是华裔中国人。她掏出名片后我才醒悟，原来是刘白芳夫妇，就是他俩请我去旧金山开会。我和刘白芳夫妇前几天在香格里拉饭店见过面。我让纠察队员放他俩进来。他们拍下了绝食学生和绝食团通讯的情况。他们采访我时，我念了刚刚写完的《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刘白芳的丈夫当即捐了三百元外汇券。
他们的行为让我感动。送他们走时，我说：“以后你们想采访，如果遇到麻烦，就来找我。”
在众多感人的场面中，还有略带荒诞的一幕：一位留着长长的头发、穿着长长的衣服、身披一块大白布的人，不管纠察队的人的阻止，强行闯进绝食团内。他胸前和后背的白布上写着四个大字：“流浪诗人”。他双手高举起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一首诗。他一边绕场行走，一边朗诵他的诗。那真是一首又臭又长的诗，他居然能倒背如流。在我的记忆中，诗的内容与学生的绝食无关，像是此人很久之前写的。朗诵完诗，他来到绝食的学生中，要了一支烟，悠然地抽起来。抽完烟又向纠察队同学要吃的和喝的，并专门往女生身边凑，不停地找和女生聊天。
后来，他被纠察队学生们赶走时，愤愤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2003年6月3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