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SARS于去年十一月在广东佛山、河源、中山、江门、广州、深圳等地相继发生之后，中共初期至少有军方和地方两个不同系统的人员分别介入处理。
在地方系统方面，广东省在SARS出现之初两个半月的轻忽已是众所周知。但值得探讨的是，今年一月下旬，在专家组做出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并且通知省内各主要医院注意防范后，疫情仍未受到应有重视，其中原因何在？为此，不妨根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重新审视那几天一些重要的情况。
二月四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出SARS传染性超强的报告，广东常务副省长李鸿忠于二月七日接到省卫生厅的紧急报告，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随即做出四点指示，其中第四点是：把有关情况“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二月八日，广东省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告“送达中央”，“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
二月九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受命带领专家组”抵达广东。
二月十一日，张德江按发病人数下降、专家有关冬春之交肺炎常见的报告，做出“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已过，病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判断。并且要求“用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在积极防治的同时“绝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
显然，广东SARS疫情的严重性被淡化，其中“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可能是左右广东省决策的重要因素。广东省上述报告有那些国务院官员看过，决策过程及批示内容为何，攸关日后三、四月份对疫情的漠视，是评断责任归属的一个重要环节。
至于军队系统方面，综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报导，SARS发生后，总后勤部和广州军区的医疗专家“在第一时间前往疫区”，广州军区总医院、武警广东总队医院、第一军医大学各附属医院建立专门病房，接受地方患者。而后共军还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医疗专家组和科研攻关组。今年三月五日，北京三０二医院收治来自山西的于姓女珠宝商SARS患者，拉响了SARS在北京的警报。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以中共空军广州医院为例，有报导说，该院在一月三十一日接到广东卫生当局通知准备接收SARS病患，二月十一日收治第一名重症SARS患者，前后总共收治包括一名台湾人在内的三十八名民众患者，达到无一死亡、无一医护人员感染、无一院内交叉感染的高标，似乎对SARS的防治已相当了解，而类似情形据称同样发生在广东的一些军方医院。
可是，与此同时，广东非军方医院的表现却完全相反，对于SARS的严重性完全没有预警，以致不少大医院都出现院内大面积传染，有的甚至近百名医护人员被病倒。而更奇怪的是，三月份共军在北京的三０一、三０二医院收治SARS病患后，也出现大批院内医护人员感染，遑论北京其他非军方医院。
这使人不禁思索，是什么原因造成广东军地两个系统的医院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情况，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同样是军医院，北京和广东却似乎信息不通。而假设上述报导为真，有关讯息至少隐约显示，共军专家在第一时间前往疫区后得出了一些推论，并且在广东军医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显然并未将其告知地方医疗系统。至于后续发展则显示，共军医疗体系垂直通报、指挥和横向联系都有问题。所以综上所述，在SARS的考验之下，中国大陆的政务、军事两个系统的表现都不及格，其主要领导者对后来事态的演变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二月指示尤为关键。如今疫情虽已退烧，但是问题征结所在必须予以揭露，否则何以向所有的死难者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