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今次的危机，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金融地产领域的“非典”疫症，是因其同广东、北京等地渐缓的疫症相近，先于个别人身上发作，然后出现瞒报、缓报的压制新闻报导现象，渐渐形成国际上广为人知的大案要案，案情被迫展示，有涉案官员撤免，引发各界对制度建设的关注。上海的周正毅、钱永伟、刘金宝的案件，至今为止的前半段，确实在走SARS疫症的流程。
但周正毅等人的案件，从北京媒体挖出来的事实来看，却是一起典型的经济大案、腐败大案，这起案件目前已涉及到上海近十间银行，有关贷款金额在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有关的项目涉及到上海的七个区。由于新农凯、万泰两间公司又在香港控制上市公司，案件又涉及到更为复杂的中港关系。目前周正毅已在北京开始坦白，检举到上海前副市长级人物，坊间传闻更指案件涉及更高层人物。这起上海“五十年来最大的经济案件”，在上海官员被看成“上海的东方广场事件”，不是没有道理。
八年前的北京东方广场事件，是一个建设项目，引发起政府与民间的对垒，地方与中央的对抗，最后是江泽民顺藤摸瓜，剪除了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今天的“上海首富”案，与之情节有异，是否会起到相当的震慑作用另话，看来也不会出现剪除“上海帮”的结局。
这起案件的调查，是由前朝留下来。温家宝当年主持中央金融工委，在调查前中银董事长王雪冰案中，已发现刘金宝的问题，但他隐而不发，没有将案件与王雪冰的事一起查办，而是移交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由尉健行主持的中纪委，已有初步的调查，但因交班在即，也将案件暂扣，移交给其接任者吴官正。因此可以说，这起大案，是新一届中纪委，也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第一件大案。
由于这起案件背后的政商关系极度复杂，涉案金额可能又是继厦门远华案、湛江走私案、汕头走私案后最高的一个，加上现在的资讯自由度相应提高，这起案件的处理，实际上是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等人手上的一个烫手山芋。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起案件昭示出典型危机，是因主要涉案者玩的把戏，都是在政界广结善缘，争政府项目圈地，拿国有银行贷款，在香港和上海收购上市壳公司，再玩一系列转让、套现、收购的游戏。这种手法，在大陆的部分新富中，已是典型的把戏。
而这类案件导致的结果也是典型的，像刘金宝这类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被拉下水，是结果之一，而银行被迫接受新的不良贷款，是结果之二。中国大陆的国有银行，未偿还贷款中约四成是不良贷款，现在要打消这些不良贷款，需要投入二万四千亿元人民币左右。在其他国家，这当已跃过金融危机的风险控制线。
更值得关注的，是案件再次昭示典型的政治现状。今次案件细节有待披露，但大陆地产界典型手法，是靠在一个权贵身上，才能拿地，养下一个银行高层，才能钱来有源。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说，九十年代后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金融业腐败尤为严重，出现高官家人涉案增多、高官因女人犯案增多等现象，上海大案正合这些判断。现在受到冲击的，不只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不只是呼吁资讯的公开，中共的干部任免制度、干部监管制度乃至整个政治体制，都要进一步去反思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