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一元化体制的悲哀 ——中共党内的多元化是整个国家体制多元化的捷径

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和“邓后”时期，人民则怀胡、怀赵，甚至怀毛。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看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难看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在殷殷渴望着对当今苛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之非主流派寄托着希望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来曲折地表达历史必然性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罢了。

不错，邓小平的“不搞争论”主要是为了封邓力群们的嘴，但是，让党内左、中、右各派，甚至毛派、凡是派，都议论纷纷，公开辩论，唇枪舌箭，生动活泼，未尝不是好事。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不是思想解放、多元争鸣导致社会不稳定，恰是一言堂、一元化体制是中国动乱之源。是的，邓力群们会引经据典地批评今天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其实这有什么要紧，我相信中共党内也自会有其它人出来旁征博引地论证：走历史必由之路，先在中国发展起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在该会上的一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于后来中共为何终于没有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这起码已可说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党内不同派别合法存在，并非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

（一）

邓小平已经死了。现在可以盖棺论定了：他当年曾意气风发倡导过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毛泽东一样，最终都不过是叶公好龙一场而已。

江泽民好几年来是既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他这“阿斗”总书记总算是熬到头了。为着准备这一天的来临，江泽民近年来一直在为他那偷偷摸摸的“非邓化”而苦恼：既想要否定颇有邓小平特色的一些东西,如“发展是硬道理”、“不搞争论”、“不设主席”之类，又要坚称他的这些“非邓”举措是坚持了邓小平的理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煞费苦心、寝食难安，泱泱大国首脑当到这个份上，也实在是苦矣哉！

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在前两年高速发展的热泡沫渐次消散后，一大堆乱象便接踵而至，让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一大帮前台操作官员们应接不暇。其实，仅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即使在当时经济的高热期，中共核心层内部也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的。当然，那些所谓不同意见，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发展的速度问题，即诸如究竟应将年增幅控制在7－8％还是12－13％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一类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经济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争论犯忌的。就太上皇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便一锤定音，让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噤若寒蝉，整个官方舆论也随之转向。可以断言，即使当时，中共内部也一定有人或肚里打鼓或窃窃私语；可在正式场合,他们咀里讲出来的却是那么“舆论一律”,那么“高度一致”：什么“紧跟……”、什么“坚持……”、什么“不折不扣……”、什么“贯彻落实……”云云。其实，中共官员们也没几个相信他们自己在台面上说的那些陈词滥调，他们的言不由衷，不过是诚如江泽民最近所坦言的那样，为的是他那“九十多公斤肉”压着的那个“位子”而已。

然而，即使仍然是为了那个“位子”，去年以来江泽民似乎是早已等不及邓小平的咽气，而不得不蹑手蹑脚地开始他的“非邓化”了。君不见，他在引用了太上皇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懿旨”之后，一大堆限制词，如什么“快是有条件的”，“快是有区别的”，“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等等，又搬将出来，尽管是犹抱琵芭半遮面，但毕竟已将“硬”修正成“软”了。就更别谈朱熔基早就在“只干不说”地搞宏观调控了。不过，这实际上还是得助于自然规律不饶人，在邓小平作了南巡的最后一搏之后，不久他便发不出声了。倘邓小平还能发话，你江核心，你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谁敢？！因为谁也不能打保票：邓小平就一定不会象毛泽东当年对62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秋后算帐那般去收拾他们。

邓小平当年也作过前台领导人，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还有陈云这些在第一线作具体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也饱尝过当“小媳妇”的苦恼。一切关于经济建设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技术问题，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产量问题，都统统会被“上纲上线”到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甚至引出残酷无比的宫廷清洗来。当年周恩来不就是因为一句“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钦此”，就吓得他后半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么？彭德怀这位当年“横刀立马”、陕北“护驾”的大功臣，不也仅仅是对当时的“发展速度”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毛泽东一巴掌打翻在地，而且整个中央政治局，整个中央委员会，就都跟着“主席”圣上瞎起哄么？直到“三面红旗”实在举不下去了，毛才悻悻退出一线，才来个七千人大会，来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让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去收拾残局。

刘、周、陈、邓一大帮一线领导人当年的不幸恰在于毛泽东虽退居二线，但还能说话，于是，只需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就让他们辛苦弄了两三年且业已初见成效的经济发展势头毁于一旦。刘少奇至死也未及为他的较为实际一点的发展政策辩护。周恩来因身处第一线，文革再乱，再瘫，但偌大个国家还得运转，于是任何微小的对毛的无法无天的校正，就都还得打着贯彻毛路线的旗号，直到弥留时还“我不是叛徒”的谵语不断，真是极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之能事。邓小平则在“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中忙不迭地与刘少奇划清界限,骗得复出后,又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作大旗而小心翼翼地“非毛化”。这倒有点象前一向江泽民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虎皮而小心翼翼地“非邓化”一般。只是毛在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还来得及将邓小平又一次打翻在地。

（二）

其实，什么“非毛化”、“非邓化”？多半不过是有一星半点不同意见罢了。然而，倘若中共当初没有“毛化”、“邓化”的一言堂、家长制，外界又何苦要对那些既难免又正常的不同意见冠之以“非毛”、“非邓”一类特称呢？有谁听说过美国曾有过什么“非华盛顿化”、“非林肯化”？

自延安整风以降，毛一直稳坐了近四十年中共、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交椅。直到他去世，又过了两年，由邓小平所主导的中共的“非毛化”才正式登场。当今中共术语中还多少带有点积极意义的语汇，如：“改革开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强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应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共产党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等等，等等，都统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若说中共现在非毛还非得不彻底，那是由于再彻底下去，就不是非毛而是非共，就要非到自己头上了。其实，中共党内这些积极的东西叶并不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此前之所以难以面世，实在是因为党内根本没有让不同声音存在的机制。于是，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就出现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它只有时间上的、纵向的“多元化”而无空间上的、横向的多元化；它只有历史性的教训总结，且还是在付出天价的惨重“学费”之后，却绝无对最高权力的现实性制衡。这就是说，党内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一些与最高领导人相左的意见，在其党的体制上，是压根儿就没有一个有制度保障的、可公开表达且平等探讨的渠道和机制。于是乎，这多元的不同声音，就只有等到那独尊于党内的旧的领袖发不出声来，即已死或将死时，才有可能出现。

然而最为可悲的是，一旦这个曾经横遭压制的党内异端有缘上升为党内主流，他又会以新的霸道面目在党内出现，从而又开始新一轮的一元化体制的循环：他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也就只有留待其后人以“非X化”的方式去纠正了。

在毛时代，刘、邓的建国抱负总是得不到充分的实施和展现，中国的经济一有起色，就被毛的好大喜功所中断。毛斥他们为“小脚女人”，他们颇觉委屈，心理不服，咀里却不敢吭一声。折腾来折腾去，直到毛死方休。这帮所谓党内务实派，在他们受压时，人民十分同情他们，满以为他们那套方子真灵验。他们刚上台时，人民那个拥护劲，与50年代共产党刚进城时人民所倾注的热情几无两样。正是基于这股热望，甚至让人民象当年轻忽了毛泽东的大杀戮一样轻忽了邓小平重新上台后的大逮捕。若问，倘若当年人民知道若干年后老百姓将会被成批成批地活活饿死；或者不久将遭到坦克血洗长安街以及蝗虫般猖獗的贪官污吏的盘剥，那么，他们又会不会发自内心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或“小平，您好！”呢？对此，我无从回答。不过，我却实实在在地亲眼目睹：在毛政晚期，人民怀周、怀彭、也怀邓；而在所谓的“后邓”和“邓后”时期，人民则怀胡、怀赵，甚至怀毛。

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这种咋一看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社会心理，稍加抽象化便不难看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今天的怀毛也罢，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心理，其思维逻辑的方向则完完全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就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在殷殷渴望着对当今苛政有所制约。换言之，这种在中共执政期几乎是带有点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不过是通过对中共党内之非主流派寄托着希望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形式，来曲折地表达历史必然性对中国政治多元化的不倦呼唤罢了。

本来，问题的实质就并不在于譬如说发展的快慢、产量的高低孰对孰错。现在不就已有人在谈论中国大陆今天的经济起飞实得益于当年毛所奠定的基础工业家底么？也许，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邓的“硬发展”主张恐会更有道理。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意见的多元应局限于经济范围还是应扩展到政治领域。全部问题的要害实际在于：一元化家长体制，是自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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