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疫症还未平息，已经凸显了中港台三地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正如我曾经讲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只是继承中国自引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纪诸流感的‘自古以来’传统。今次整个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肮脏成性、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仇视信息流通、甚至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口欲期即视食如命等种种普遍病态。”的确，一个囊括了以上几种特性的民族，因“病从口入”而闯下弥天大祸、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这一点从中国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绝于书，以及中世纪以还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国就可证明（见附表）。只是中国人溺信“无后为大”拚死繁殖，加上信息封闭，瘟疫仿佛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伤痕。
中国表现回到满清中叶光景
所以，萨斯疫症在中国爆发以至波及全球，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一个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的衰败文化的体现。这是经两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不是文明），只能慢慢改变（自然也不能说在人类灭亡之前一定可以改变），大革命只属妄想，撤掉一两个庸官并无碍于整个文化的基调，甚至只是虚应故事，制造新的包揽一切罪名的“四人帮”。这样的文化因素虽属毫无疑问，却是为绝大多数中国论者所忽视或刻意回避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只有小童心智却四肢相当发达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挤进了国际文明社会，结果他以其小童心智并没有力量去履行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责任，而恼人的是，“不容干涉内政”的万用警告并未能像制服国际文明社会一样的制服病菌。
尽管中国政府还未有胡闹到以“不容干涉内政”这样的老法宝来对付病疫，但在其它方面还是充满中国特色。譬如企图以重刑来吓唬违反疫症规则的人，以重金奖励举报匿藏的病人，将洋大人像猴子一样的愚弄，以天朝之态以自身也严重短缺的物资安抚听话的奴才如香港，也以天朝之态惩罚不听话的逆子如台湾，加上各地民众不惜自毁对外信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国大陆官民的表现将我们带回到起码是满清中叶的光景。
台湾：怨气冲天的萨斯孤儿
在这次萨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国所害，而当中最感到愤愤不平的自属台湾。台湾人对于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祸延全球，一开始就咬牙切齿，一些传媒为此将SARS叫做“中国肺炎”。但更加令台湾当局和民众气愤的是，台湾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国肺炎”，却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无法像其它受害国那样及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由于中国政府反对，台湾一直未能成为世卫的成员，以致世卫只能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早在今年三月初出现第一宗通报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台湾通报第一个萨斯病例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自己承担不起后果时，才同意世卫人员到台湾施救，足足将救治行动延缓了两个月。中国当局身为世卫成员，不但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残害全球民众健康，甚至肆意阻挠世卫救治被他残害的人，这岂是一般的王八无赖做得出来的！台湾人对中国或中国当局的厌恶，倍增可知矣。
由于中国当局从中作梗，台湾人在对抗萨斯过程中吃了不少哑苦。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较激动的反应，可以理解。不过，台湾人和台湾医护人员在对抗萨斯过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电视上看是如此），还是值得探讨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当局加诸他们身上的无妄之灾之外，他们的所谓“非理性夸张”表现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台湾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种......男女相悦即野合......之地（《皇清职贡图》语），现在占台湾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从十五世纪起陆续自福建、广东移入，由此得以稍稍远离礼教中土并走进化外之地，是以台湾本土人都明显比传统汉人豪放、善于抒情、弱于压抑，他们在萨斯疫症上的“夸张”举动，跟他们在国会跳上议事桌上打架是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
唯中国文化毕竟以“有私无公”著称于世，大多数祖籍中国的台湾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特别是到十七世纪末起被中国政府统治了两百年。加之台湾过去有系统的良性殖民统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矫正“有私无公”的中国文化余毒，在这一点上跟经过英国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统治的香港有点差距。
另外，台湾医护人员看起来没有香港医护人员那么“无私”，我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对香港的教化还是比台湾大一点点，其次是台湾医护人员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几倍。台湾政府医生的起薪点只约有台币六到七万元（即港币一万三千五到一万六千左右），月薪达三十万台币的已属相当不错（即港币不足七万），至于护士当然更低。而香港政府医生的起薪点高达四万港币、月薪十万港币的比比皆是，顾问医生月薪高达廿多万港币，医院管理局头头每月仅薪金近四十万港币，至于护士则从起薪一万六千至顶薪八、九万港币，比台湾医生的待遇还好。难怪，不少人说，拿香港医护人员的薪酬，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他不但也会十分“无私”，“死”都愿意。
香港：中国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江泽民有一句经典废话：中、港两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实是，除了深圳水库时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部洪水滔天之外，也不定时的向香港输出疫症。香港和中国之间没有中、台之间那样的海峡隔开，是香港和大陆命运相连祸福共享的保证。不同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会举世皆知，发生在大陆的就如藏在层层云雾瘴气之中。
所以，香港蒙受萨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别是香港在中、英两国强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国后进一步和中国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车了。所以，香港的萨斯瘟疫首先可说是本身严重管理不善的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个代价，尽管这是许多人感到难以启齿的。
也由于来自中国当局的箝制，香港在对抗这次萨斯瘟疫中受创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个案累积数目为一千七百多例，当中医护人员个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廿几。连《文汇报》的社评也说，“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访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委实十分严重。”为甚么香港政府每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到公共医疗服务上仍然会有这样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和院内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专家包括世卫病毒专家索尔特等（Mark Salter）已经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足、休息不足过度疲劳以及各医疗分区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等，但却未能指出问题的真正根源。
为甚么年花近三百四十亿巨资而无钱买防护措施（台湾一年的公共医疗开支才不足八百亿港元），为甚么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动辄连续开工三十个小时或以上，那不正是因为医务人员薪金太高？！较早时广州能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前线医护人员每班只工作四小时，在香港这可能吗？香港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就像香港其它公职人员包括教师、社工，一个人就拿了发达国家同类职位起码是两个人的待遇，当然工作量是超过一个人的，因而身体健康自然欠佳，这是敛财的代价。三百多亿当中的八成都是员工薪金和福利开支，原来用来买口罩、买防护衣的钱都已经变成员工薪金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应急的物资呢？如此，物资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会出现大陆向港捐赠物资“以表关怀”的闹剧，以及各医疗分区一方面要争夺“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帮结派、不务正业，以期巩固来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过高已经令香港整个公共医疗体制陷于困境，为甚么当局不予适度降低呢？这就要回到中国一手造成的老问题里去。当年中国当局为了减轻香港人回归独裁中国的恐惧，不惜百般讨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条中承诺公职人员待遇绝对不会低于回归之前，但在金融风暴后特区政府出现巨额财赤后仍然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这项规定，并以“减人不减薪”来弥补基本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后果可以想象。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资源分配破坏极大，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优良文化遗产-如信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萨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广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但不能扭转败局。中国对形式主义的固执，已经让香港付上惨烈的代价-联系汇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 ......，萨斯瘟疫仅属其中一端而已。
（钟祖康：香港时事评论家 / 原载《开放》2003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