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开路官员支撑
为什么这样说呢？据我观察，在中国，通过股票、期货交易投机暴富的路子在最近几年早已良辰不再，从现在的情况说，民营企业的暴富机会已较多地分布在存在房地产热的城市和与公司上市、企业并购有关的所谓“资本运营”活动之中。而且，从一般规律上说，任何企业在这些存在暴富可能的领域中玩真正的“空手道”即无投入或些许投入即可达到目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这一点，这类意欲暴富的企业就必须借助银行的力量，借助一切能提供巨大金融支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力量。在借助银行力量时，又必须对银行做得出差强人意的抵押担保手续，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必须得双方配合才行。那么，什么样的手续既让银行过得去，又让意欲套取资金的企业主不吃亏呢？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就是一块初始投入较低、但又产生了极高级差地租的土地来抵押。这样，即使土地权最后因还贷不利转到了银行名下，抵押借款人也达到了高价卖地的目的。在这几个步骤中，取得具有较大升值潜力的土地储备或土地开放权是核心环节，而这个环节由设想变为现实，必须获得地方政府某些重要官员的支持，而通常情况下没有金钱开路，也就很难获得这里所说的支持。自一九九二年以来，我国以地产起家暴富的企业主，其操作流程大体如下：
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
问题贷款操作手法
周正毅案之所以成为“问题贷款”案，破绽就在于它已违反了上述已行之有年的不动产商“一般暴富流程”。其操作手法的最大令人存疑之处是一笔由中银国际提供的总额达十七点七亿元港币的所谓“过桥贷款”，这笔从国资背景金融机构获取的巨额企业收购资金，收购的是一家账面有二十多亿港币现金的上市公司。收购完成之后回身上海用于土地储备、拆迁等费用并高价收购周正毅本人的不动产项目以达到套现目的，最后又使收入和利润流入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公司，这个颠倒了次序的超常规的“暴富操作流程”本身肯定蕴含了三方面的内容：
一、以巨额交易成本换取所谓的过桥贷款；
二、在土地批租方的配合下获取有巨大级差地租的土地储备或房地产项目；
三、顺理成章地实现资本外逃。
这三方面的内容也可看作周正毅案的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关键。根据我的推测，在中国，一个私营企业主若想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取近十八亿港币的收购企业资金，他所支付的交易成本不会低于五千万港币，也就是说，在我国有些地区，在风险较大的资金使用权交易中，回扣率可达百分之三左右。
周正毅案尚未完结，但已在上海等地引发出一系列诸如对民企惜贷和催收贷款等新现象。而且，该案也在监管层面、在银行系统的风险内控机制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从金融业务发展角度看，周正毅“问题贷款”案对中国的银行业相当于一剂泻药，它敦促那些风险内控机制不健全的银行加速进行制度建设，提醒监管当局想方设法去弥补监管真空。平心而论，最近几年来，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它们的风险意识已大幅提高，在风险内控制度建设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只不过是行与行之间尚存在明显差距、而境外国资金融机构与内地机构之间内控和监管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罢了。
改革干部选拔制度
如果说，中银国际“过桥贷款”据称是合规的，那为什么又会生成“周正毅案”呢？在国外，此类的事例也颇为常见，一个银行出了问题后，为了顾全声誉，该银行或相关机构通常都采取尽量少产生负面影响的做法力争将事件或案件消弭于无形。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周正毅“问题贷款”案是否也会按照上述老套路走下去？我想不会！从中国银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看，提高透明度是当务之急。根据一般规律，一个银行，透明度越高就越能赢得公众和顾客的信任。我认为，周正毅“问题贷款”案可以作为一个契机，把握这个契机：中银国际可以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提升自己的形象，国内银行业可以重新审视和完善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监管部门可以在对银行系统发生的巨额贷款进行信息跟踪和非现场检查方面做技术性和制度性的改进；而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应利用这一案件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民营企业家可以在守法经营方面吸取教训；最后，与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关联的中国干部选拔任命制度、干部业绩考评制度也应着手进行改革。能做到上述若干项，周正毅“问题贷款”案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