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举手之劳太多了，例如很多地方孩子们在学校没有开水喝；例如不但大学，而且高中，都可以让学校自主招生、自主教学；例如停止说谎的政治课、历史课……我是经常喜欢这样说的：中国的事情很难的共产党坚持霸着做，当然做不好；很容易的共产党不肯做有不让别人做，当然急死人。高考提前，我也是几年前就想到的。
我这样的人属于心细类型的，比如在这所大学的图书馆干体力活，我就想到应当有几百元一台的吸尘器，提了多少年建议，就是没人听。再如与银行里钞票一样，图书应当有办法消毒（例如紫外线）。1988年当班主任，认真写文章提出改进高校宿舍管理，例如多安插座，便于夏天大学生使用微风吊扇；再如相处不好的大学生，应当通过自愿组合、适当商调的办法使之分开。
我一听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的号召，就反感、就厌恶，这是废话与屁话，这几个做起其实是人的本能，任何动物都是这样的，用不着号召，是不是废话呢？从生长学看问题，真正的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不都是特别善于三个做起然后慢慢扩大到制度根源上来的么，明明你不让人们有任何主动性，无非是权力者令行、权力者禁止，不是屁话又是什么？
所以，问题是共产党不把人当人，把人当人了，也就是尊重人权了，事情就好办，作为发展基础的教育才能够办好。
教育方面的人权问题有多方面内容，例如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失学，或者学校的乱收费使义务教育变成了将孩子当人质的敲竹杠，或者公办学校以“民营”的名义实行高收费，这些都是侵犯了孩子们的义务教育权；再如考大学，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分数线划得很低，这就是侵犯了其他地方考生平等考大学的权利，考上了大学要缴一大笔钱，但大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过程、专业选择等等没有发言权、自主权，结果影响了毕业后的就业，这当然是教育人权被侵犯了。在中国，青少年们种种教育人权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严重践踏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而且从根本看是落后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这已经并将继续祸及一些孩子的生存（不仅指因为考试、升学压力造成的自杀、流浪）与发展（不仅指因为学校办得差造成了本可避免的失业），已经并将继续祸及中国的发展。任何一个珍视自己权利、盼望中国兴盛的中国人，都应当为此而焦虑不安。
我这里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通常人们揭露议论的学术造假、买卖文凭等等教育腐败，也是对人权的侵犯。
2003年2月20日新华社记者石永红采访了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伍贻业。或许与最近《南方周末》揭露的南京东南大学和网上揭露的南京大学的重大学术腐败有关，伍教授十分激愤地对记者说：
“大学中一些教师东剪西抄，‘学术著作’除了一本又一本，但其中几乎所有观点、甚至一些提法已被别人说过了若干遍，这样的书有的居然获奖，说‘填补了某方面的空白’，其实除了送几本给亲朋好友外，大部分进了旧书店；学术上的‘结党营私’现象严重，学术书评失去分寸，许多‘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学者，其实是互相吹捧出来的，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一些‘世界一流’学者平时张牙舞爪，其实没有底气，坐下来一谈，就会发现他们肚子里没什么货色，只是酒量大一些、交际时握手次数多一些、招待时发烟高档一些；一些人把国家拨给的科研经费变成了出国旅游费、宴请餐费、礼品费，甚至变成了自家的装修款；学术研究变成了‘功夫在诗外’，变成了请客吃饭、找人吹嘘自己；大学里博士、教授泛滥，教育造假、学术造假造就了一大批不学无术的‘教授’、‘学者’。”“不少大学还成了官员办假学历假文凭的帮凶。”“很多官员都拥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学历，而且是在职时攻读的。他们在忙于本职岗位工作时，居然有时间来读硕士、读博士！其实他们到底上了几天课、写了论文没有，只有天知道。”“我们所谓的‘教育繁荣’、‘学术繁荣’是很虚的，我们很可能淹死在一片繁荣灿烂之中。”（摘自2月23日《现代快报》A2版）
“东剪西抄”其实还算“用力”的，最恶劣的要算一些所谓大学教师将别人的文章拿来换个题目或者几句话，然后给期刊编辑部行贿或者缴上一笔不菲的“版面费”，甚至自己写不出文章靠出卖人格甚至色相请别人代劳，用这样一些厚黑办法发表的文章、评上了教授、副教授，试想这样的教师竟能够在大学讲台上，口若悬河地传授“思想品德”，我们的受教育者会被糟蹋成何种模样？一些大学校长或者党委书记，公然带头违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本来已经很“搞笑”的评职称文件，甚至连自己学校颁发的已经更加“搞笑”的评职称文件也不严格执行，（例如每个大学都有的拙劣的内部刊物《教学研究》上的文章，也算“发表于公开出版物”上的文章）连连制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闹剧，这样的学校能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培养成何许人也？除了误人子弟还会有什么结局呢？
对伍教授说到的“学术上的‘结党营私’现象严重”，我也不生疏，无非是一级领导如党委书记与校长、二级领导如党总支书记与系主任，或者他们伙同人格低下的所谓“学术权威”，在争取立项、争取科研经费、分配研究资源、鉴定与评比研究成果等等方面，利用权力压制异己，造成种种可悲的“逆淘汰”现象。一般说来，也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在高校、科研院所十分得宠、十分叫得响吃得开－－伍教授所谓的“张牙舞爪”的“学术带头人”，多半不是真正够格的学术带头人，这些人，包括中国最高级别的“博导资格评审委员”、“院士资格评审委员”，往往“资格因素”占了大半，都不是相关专业中真正最强的强手，这可以说是错认不了的“中国特色”，这样的中国特色必然经常性地构成对于不善“公关”的科研人员的权利侵犯！“极左”年代的“权力干预学术”谁说结束了？－－谁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呢？！只要不受制约的权力还在张牙舞爪，“文化大革命”的魔影就在到处晃动的呀！
伍教授说到的“一些人把国家拨给的科研经费变成了出国旅游费、宴请餐费、礼品费，甚至变成了自家的装修款”等等，不但直接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而且间接地构成了对于民众发展权的侵犯。如果科技教育的进步就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问题的结论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至于“不少大学还成了官员办假学历假文凭的帮凶。”“很多官员都拥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学历，而且是在职时攻读的。他们在忙于本职岗位工作时，居然有时间来读硕士、读博士！其实他们到底上了几天课、写了论文没有，只有天知道。”这些直接构成中共官僚队伍伪知识化（高文凭化）的现象，已经“一果多因”地揭示了中共政权的病入膏肓、腐烂透顶。这里，我不禁联想到没有大学文凭的瓦文萨、金大中们，也联想到许多没有大学文凭的许多“民运人士”，例如我的朋友目前仍系狱的“重刑犯”只有小学文凭的秦永敏先生，目前已出狱的我的朋友只有初中文凭的郭少坤先生、只有高中文凭的王迎政先生，他们至少在政治学修养方面，有了一些大学文科教授远远不及的水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我已经有了较好的思想学养的话，那么，至少有一半是得益于“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中的学者、专家的。包括中共领导人在内的中共官僚，并没有使我的思想品质有一点改善，相反倒是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污染。伍教授说的“我们所谓的‘教育繁荣’、‘学术繁荣’是很虚的，我们很可能淹死在一片繁荣灿烂之中。”这只适用于中共控制的世界，不适用于为人权努力奋斗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真正的教育与“教育繁荣”的世界，一个中国的未来与希望所系的世界！
1979年我考上南京大学，女儿要上大学了，24年过去，这里的教育还是如此死相，时间真慢又真快！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耗费着，想想就要伤心掉泪啊！
2003-6-7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南京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