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年至1945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1937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1943年4月13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万人坑，坑中大约有4000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1940年至1945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1945年8月6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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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19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20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20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1971年，我们4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
2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遵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
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VeraSchwarcz)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3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68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是价值的所在。
3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3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这个工程进行到1996年5月--刚好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
4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下了9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逵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