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普林斯顿的留学生涯

发表：2003-06-26 02:31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５日，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由教育部派出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五十人中的一员，从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纽约，于次日到达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我们在出发前大约一个月得到出国留学通知。按照中美双方协议，中国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需在１９７９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前到达美国。由于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我们到达美国的消息在当地媒体上都有广泛的报道。

　　出国前已没有时间进行外语培训，到达华盛顿后，我们分别到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两所大学接受三个月英语培训。我被分配到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大学，这个学校设有专门为外国人到美国留学所开设的短期培训班。我所在的班有一名美国教师和十几名学员。

　　我在大学期间学的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才是英语，就学了一个学期。研究生一年级学的英语，主要是培养阅读英语科技读物的能力。从那之后就把外语全丢了。到美国后，对于我来说，最迫切的是提高口语能力，扩大所掌握的常用词汇量。

　　总的来说，这三个月的英语培训，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出国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有幸参加了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花园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欢迎仪式，还有卡特总统举行的欢迎酒会及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酒会。在大使馆举行的酒会上，我们这批访问学者与邓小平同志分批照相留念。但遗憾的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冲洗照片时出了差错，我们都没能拿到照片。

　　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非常激动。没有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

　　１９５９年，我从家乡的江苏省南菁中学毕业，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学制五年。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是系主任。四年级时，我挑选了数论代数专业。１９６４年大学毕业又考取同系研究生，导师是华罗庚教授。那一年，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我们这批研究生集中在当时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年主要学外语和政治。由于我们没有去农村，留在北京继续业务学习，这样做是否合适，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引起很多争议。我们在这一年中经常要接受“红与专”的教育。一年后，我们也终于中止了业务学习，去了农村。１９６６年６月，从农村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我离开北京，分配到大庆油田当了一名采油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采油工人用“量油测气，清蜡扫地”八个字描写采油工所做的工作，每天三班倒。我所在的采油队队长是一名西北老石油工人，我和队上的工人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大约一年后，队长对我说，听说你是学数学的，以后就不用上井了，担任采油队食堂会计吧。从此我承担了会计和喂猪两项任务。１９７１年落实识分子政策时，我从采油队调到了大庆油田研究院计算室，利用数学和计算机研究油田的开发。

　　在我与华老的通信中，得知他又恢复了“文革”前已开始的推广统筹法的工作，并且又增加了推广优选法的内容。有一次当华老见到黑龙江省委领导时，提出希望借我到他身边协助他的工作。得到同意后，我于１９７２年９月到沈阳与华老会合，参加了推广双法小分队。之后我们去国内十多个省份推广双法，直到１９７７年底，我的工作关系从大庆油田调到中国科学院。

　　我接到教育部赴美留学通知后，华老建议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他为我写了推荐信。通过大使馆联系，普林斯顿大学很快接受了我的申请。我成为改革开放后普大接受的从大陆派出的第一个访问学者。

　　在华盛顿完成了三个月的英语培训后，我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在大学时的老师王元院士的弟弟当时在华盛顿附近工作，他开车把我从华盛顿送到了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全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中招聘教授是它的传统，所以一流的学术水平得到世界的公认。１９７９年我到该系时，当时有Ｋ．Ｉｗａｓａｗａ和Ｇ．Ｓｈｉｍｕｒａ（志村五郎）两位数论方面的大师在该系任教，他们都是日本人。我选听了他们讲授的课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打算跟志村教授研究模形式理论，于是我主动找他谈了我的想法。当时他对于像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的业务基础毫无了解，我向他介绍了在大学阶段所学的课程。对我的情况有初步了解后，他接受了我的请求。

　　上面已经提到，我在大学四年级进入数论和代数专业学习，当时给我们专业讲课的老师除了华老之外，还有王元、万哲先和曾肯成等一批在华老带领下在数论和代数的研究方面已取得很多成就的青年学者。我们除了学习数论和代数方面的一些基础课程之外，还通过课堂教学和讨论班等形式，学习了以华老为首的我国一批数学家在解析数论、典型群和多复变函数论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独创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成果。我们在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有了较好的基础。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是一定能做出成绩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不幸，正当我们在学术上跃跃欲试想干一番事业时，我们被迫中断专业工作十多年时间。我到普林斯顿后，看到了由于我们长期与国际学术界的隔离所带来的落后，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在一些活跃的领域，如代数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

　　值得庆幸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又在世界顶尖级数论大师志村教授的指导下重新开始了数论研究。

　　数学系的学术气氛很浓。每星期系里有一次讨论班，报告人一般从校外请来，有时也从国外请来。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院落与大学校园相邻，我们也经常去研究院听报告、查资料。数学系老师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喝咖啡时间，除了咖啡也还有一些小点心，在紧张的冥思苦想中间得到一个小憩，更重要的是为老师们提供一个相互切磋，联络感情的场所。系图书馆有丰富的数学藏书，“自助”式借书，十分方便。

　　１９８０年华老率领中国数学家代表团访美，代表团到访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时，华老得知我的研究工作很有成效，很是高兴。我在普林斯顿学习两年，１９８１年离开普林斯顿前夕，数学系主任项武忠教授对我说，当我刚开始和志村教授接触时，志村对我毫无把握，后来就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了。

　　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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