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SARS折磨得几乎一蹶不振的加国华人社区，开始有了一点生机，茶楼开始旺起来。经常会听到一些茶客又开始谈论他们的移民故事，而这一次，移民原因除了“64、97”之外，又多了一个数字新宠，就是“23”，指的是香港最近倍受争议的23条。
一名在中国成长、在香港工作生活了20多年后移民加拿大的罗先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访问，讲述他在不同数字代表的政治事件、特别是最近的23条的影响下的移民心路历程。
罗先生移民之前在香港做小生意，13年前，64事件后，他带同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家移民加拿大，现在在温哥华的一家唐人餐馆打工。他说，23条的推出令他庆幸自己当日选择离开香港。
“我觉得现在香港迫切地推出23条，证明我当日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是正确的。共产党始终没有改变，对人民的防范没有变。就算经济有所改善，对民主和人民的钳制一点都没有松懈。23条的立法只是为了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利益。”
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切肤之痛。离开香港是因为对共产党没有信心。它虽然说50年不变，但他们从来都是那样，什么都好说，一涉及到他们政权的利益，就不一样。”
罗先生说，觉得香港人很无奈。自从86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他已经担心香港没有前途，而64事件，让他觉得什么“开放改革“都是假的，所以决定离开。不过，离开的代价很大。
“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虽然没有很多的财富，但是那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业基础，办什么事情都方便得多。来到加拿大，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加上语言不通，举步艰难。那时候在香港做自己的小生意，来这里就要从最底层做起。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可以恢复过我在香港那样的生活，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在这里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不用受共产党的钳制和威胁。你看23条的推出，跟警察国家有什么区别？虽然他们总说不会滥用，但没有人相信的。”
罗先生说，97之后，他有很多移民的朋友看到香港的情况还可以，而在加拿大的生活又很艰难，都决定回。他自己也有过一些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他话，人应该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罗先生表示，如果他仍然在香港，他一定会参加七一大游行。
“如果我今天还在香港，我一定会和其他香港人一起参加七一大游行。虽然知道我们不可以改变什么，但我还是会争取，就象89年香港100万人上街，我们知道不可以改变什么，因为枪在他们手里，但我们还是会尽力而为。”
罗先生表示，89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集会和天安门广场的呐喊让他毕生难忘。
“当年我带同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百万人集会，那个感人的场面至今还很深刻，还有看到学生和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所受的屈辱，我都深刻地记得。我觉得如果中国一天没有民主，也不算一个好的国家。不管经济跻身于世界第几强，都不值得骄傲。只有人民有了真正的自由，才值得庆贺。”
罗先生特别提到他的两个女儿，他说，移民主要是为了下一代。当初移民前他已经让她们有心理准备。
“我跟她们说，到加拿大后的生活一定会难很多，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基础，特别是我的英文不好，很艰难。但我希望他们可以享受到加拿大的自由，日后的生活就靠他们第二代去努力去争取了。”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