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我对香港的一份歉意


7月1日,上街游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说35万。警方开始说要从维多利亚公园起步才算参加,后来又说是在中环政府总部计算的,但是他们算到傍晚六点,而游行是到九点钟才结束的。游行主持人李卓人对我说“保守估计”50万人以上参加,我写成一篇文章以后,香港的著名作家陶杰托朋友转告我,以他的观察,人数应该有一百万。香港有线电视也认为有一百万。

香港的下午是美国纽约的深夜和早上,我们没有怎么睡觉,紧密的和香港联系。通过电话听到香港游行市民的口号声和歌声,似乎也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我激动,我也难过。激动,是因为我为香港人骄傲,香港市民在强权下没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抗争,为自己写下历史;我难过,不但为香港主权转移后六年的沉沦难过,也为自己不能同几十万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难过,我觉得对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报章,以及朋友传来的电邮,知道许多传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著名的时事漫画家尊子,他们是游行常客,不稀奇;明报总编辑张健波也游行,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还拍过他的照片;名嘴黄毓民当然更是常客。但是信报老板林行止先生夫妇也参加游行,心里就特别感动。1983年到1986年我在信报做过编辑,知道他们为人低调,八九年的百万人游行他们都没有出来,我离开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体不太好,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这次居然出来了。日前他的一篇评论23条的专栏文章令我难过,连他爱护香港之心当局都不理解,也可见特区政府干顸到甚么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报创刊三十周年都不庆祝了,我作为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员工,心有戚戚焉。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也给我电邮,告诉我罗孚也参加游行了。这位前新晚报的总编辑,中共的统战干部,应该也八十岁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关闭和软禁十年,他比我早离开香港,在旧金山定居,因为太寂寞而认为香港不会有甚么问题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对23条的威胁了。

香港市民的游行是在没有办法用手投票的情况下,用脚来投票。我比他们早,在九七年就用脚投票,移居外国。大部份香港市民不可能离开香港,只能被当作依附于土地上的“物件”一起交给中共。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还是走,思想有斗争。香港给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较自由的创作环境。可以说,它给了我第二生命。我从在中国大陆作为党的一个工具,变成在香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为中国老百姓鼓与呼,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心里怎能不感谢香港?因此离开香港远走高飞,心里是有些惭愧。然而我在中国二十一年,学的又是中共党史专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轻信所谓“民主回归”。以中共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凭甚么收回香港?当中共以英法联军毁坏圆明园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我认为中共也可能毁坏香港这个现代圆明园;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诺,包括“五十年不变”、“高度自治”等等,认为它一定会过桥抽板,开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转眼就会不认帐;而它制造的“莺歌燕舞”局面,最后也会原形毕露,香港必然萎缩。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年?我的黄金时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过的,我不愿意再给它二十年,连一年都不想给。不幸我在以前的预测现在都被中共逐一兑现了。我亏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尽量在海外为它做些事情,传达香港市民的呼声,让世界更关心香港,避免香港民众被中共和董建华之流以“内政”为名“关门打狗”。

香港在决定被送给中共时就决定了今天的命运。我人微言轻,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香港独立的主张。但是香港的遭遇,应该是给台湾一个很好的镜子,从而让台湾人民来决定自己应该走甚么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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