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回归六年，香港已经死了。即将实行的‘二十三条’立法，不过是为这场静悄悄的死亡发布一个喧闹的讣告。
为什么说香港已经死亡？请看回归六年来的变化：
－－过去六年香港最大的变化，是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失业人口已经从过去的大约百分之一，剧增到目前的百分之八点多，而且至少短期内还会持续上升；中产阶级的资产在大大缩水之后，现在很有一部分人属于所谓‘负资产’阶层；店铺不断倒台，公司纷纷关张；私营机构、政府与大学都已经实行了连续减薪，今后几年内还会不断实行……
－－六年来，香港的生活质素持续下降，表现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戏剧性地大大增加，近海红潮多次出现；卫生条件恶化，一些多年不见的传染病陆续重现，连续发生禽流感，而最为严重的危机，当然首推‘萨斯’蔓延；与此同时，过去民众免费享受一般公立医院服务的社会福利反而取消，其它社会福利也大大缩减；教育体系千疮百孔，正在扩展之中的国际学校可以在一夜之间忽然破产，不仅学生预先缴纳的半年学费如雪入水，千百个儿童马上面临失学状态；大学预算一减再减，原有的大学体系已经难以为继，其中一些正面临下马的压力；治安环境也在恶化，当街枪杀的恶性案件时有所闻……
－－另一方面，政府赤字却在急剧上升，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社会的一大包袱，而这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政府预算大量盈余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那之前据说香港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财政赤字的政府；回归前公认为典范的香港公务员体系，六年来不仅士气严重低落，而且表现令人失望，危机管理过程中漏洞百出，内部纪律也日见松弛，过往引以自豪的效率与廉洁都受到严重挑战，香港居然成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例子；特首在第二任期引进的所谓‘高官问责制’，呼朋引类，有问无责，倍受市民诟病……
－－政治上，法治与自由两大基石正在受到严重侵蚀：胡仙事件、张子强案、释法风波等一系列事件，一方面打击了民众对于香港法治的信心，一方面则在改变香港过往的普通法传统；媒体中的中资成份暗暗但却急速地增长，所谓‘亲中’也就是依靠与北京建立金权关系而扩张自己财富的资本家，据称已经大部控制了香港媒体；尚未受到资金控制的自由媒体，则不断遇到来自‘港区政协委员’们的责难与谩骂；出版等其它相关行业，情况也大抵如此；而‘二十三条’一旦立法，按照推动立法的关键人物之一、现任最高法律首长律政司长明言所承，这就在香港人头上架上了‘一把刀’……
这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六年来变化的大体线索，虽然这里还远远没有列出全部类似事例；这也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六年来的一份简要‘成绩单’，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它其实一定还有修习的更多类似功课的情况。在特区政府的‘努力’下，香港就这样迅速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二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看到了香港的优势，设计了借助这一优势发展内地的计划，使得与香港比邻的深圳借光而从无到有迅速崛起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之一；现在，香港则需要不断地吁请深圳支持，以试图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当年邓小平为中国发展而制定的计划之一，就是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现在，许多内地城市，都在用香港作为反面教材，要引以为戒，有些城市的领导人甚至公开嘲笑香港政府的能力。回归前，香港经历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个傲人的国际都市，一颗夺目的东方明珠，在世界上与伦敦、巴黎、纽约并驾齐驱；回归以来，仅仅六年，香港人惊呼香港的‘第三世界化’，面对来自上海、广州甚至深圳的竞争而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变化，怎么能不说曾经作为‘东方小龙’腾飞世界的香港在经济上已经死亡？怎么能不说以法治、自由和廉洁高效政府为支柱的香港在政治上已经死亡？怎么能不说那个充满活力、享受自由、勇于竞争、傲视全球的香港已经死亡？怎么能不说作为中国人骄傲的‘东方明珠’的香港已经死亡？
（中）
回归仅仅六年，香港就死了。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经济问题，原因在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外围经济因素。不错，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有冲击。但是，第一，香港当时就没有被冲垮，而是挺住了。第二，香港的经济后盾－－中国经济，更没有被冲垮，而是大大发展了。第三，一些受到严重冲击的东南亚国家，法治落后，腐败严重，裙带关系发达，政府能力甚差，无论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还是政府管治能力而言，抑或就政治基本面而言，从来都与香港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而是被广泛认为远远落后于香港。难道，这些过往的认知，其实都是错误的？难道香港本来就和这些国家一样落后、腐败、缺少法治？第四，就是这些国家，近年也在复苏；与此相反，香港则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其下坠之势不知伊于胡底。第五，近年外围经济持续强劲，特别是中国经济，作为香港经济的最大后盾，发展迅猛；而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又以珠江三角洲，也就是香港的直接经济腹地，表现最为突出。相形之下，香港在干什么呢？第六，如果仅仅是经济问题，为什么其它层面也出现严重问题？那又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倾力实行‘二十三条’立法，难道这就能解决问题？
有人说，这是历史问题，原因在于英国人留下来的烂摊子。不错，英国人留下了它的遗产。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遗产呢？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英国人撤走的时候，也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香港是‘东方明珠’，是世界级的国际都市，是新兴工业化发展的典范，是法制健全的自由港，是全球引为楷模的公务员体系，是中国政治改革要解决头疼的腐败问题时第一个要学习的政府廉洁范例，是巨额财政盈余和完全没有赤字的政府预算，是全民甚至包括旅游者到公立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社会福利体系……当然，这一切，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多年奋斗的结果，不是英国人的恩赐。但是，难道今天的香港人就不是以中国人为主体了？难道回归后的香港人就好吃懒做、不肯奋斗了？难道现在可以依靠北京的恩赐了？就算想某些香港‘精英’所说，确实是因为香港人不肯奋斗了，那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英国人之下勤恳劳动而收获累累，而回到祖国之后就不再勤恳，或者虽然勤恳而没有收获了呢？
也有人说，问题在于北京的干涉；而有人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北京从来都是在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根本没有干涉。这种争论，在难以找到论据的情况下（而这可以是因为根本没有干涉，也可以是因为政治根本不透明），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我们不妨认同北京没有干涉的说法，那么，麻烦好象更大。如果是因为北京干涉，还可以说，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于共产党那一套，所以香港搞不好。可是，既然北京没有干涉，六年来根本是特区政府独立自主地在管理香港，那岂不等于说：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治好香港？即便是那些多年受西方教育、深入了解自由社会和发达国家运作的人，也根本就不可能管理好香港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地方？
还有人说，原因在于现任特首无能，香港缺少政治家。这个说法，目下似乎正在成为香港民意的主流。可是，第一，这样一个特首，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二，既然已经知道他无能，为什么他还可以在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前提下连任第二届呢？第三，过去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真的是个个很有能耐吗？如果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派出这样的总督？如果不是，为什么无能的总督也没有影响香港的持续进步发展呢？第四，在民意如此高涨、矛头直指现任特首的今天，为什么他依然得到中央政府强力支持？‘倒董’运动甚至被认为是‘反中乱港’的巨大政治阴谋呢？第五，明天他下了台，谁能保证下一个产生的不是那么‘无能’的特首呢？
（下）
经济因素、历史原因，甚至现任特首的颟顸无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六年来的迅速死亡。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把目光放到政治制度层面。可以说，香港的死亡，根本在于‘一国两制’的失败。
不是说北京没有太多干涉香港事务吗？那不等于说，‘一国两制’的原则并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吗？可能是的。但是，六年来香港特区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是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国’压倒‘两制’的政治干涉，而在于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六年前，人们庆幸，‘一国两制’这一制度框架，解决了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历史难题，保存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可是，六年来的实践，却越来越清楚表明：‘一国两制’作为原则是错误的，作为制度是空想的，作为实践则是自我欺骗的。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把香港带入了死亡。
为什么说‘一国两制’的原则是错误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要问邓小平：如果香港原有的制度与中国整个国家的制度相比，是不好的，那为什么要通过‘一国两制’来保留它？如果香港的原有制度优于中国内地的制度，那为什么不改造中国内地的制度向香港原有制度看齐？很可能，‘一国两制’的提出，表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承认香港的原有制度优于内地制度，但是内地一时又不可能实行香港的制度，所以采取了‘一国两制’的权宜之计。所谓‘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的解释是，‘五十年后也不必要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五十年后中国内地就将全面实行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的制度呢？如果不是，通过‘一国两制’来保留香港的恶劣制度，那在原则上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是，却不改造中国内地的恶劣制度，那更是在原则上错误的。特区成立之初，‘立区’原则两错必居其一，怎么可能保持以后的繁荣和稳定呢？
当人们谈论‘一国两制’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这四个字后面，还有不能省略的四个字：‘港人治港’。假设过去六年中北京没有大幅度干涉特区施政，而确实落实了‘港人治港’，那么，时至今日，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港人治港’已经失败。那些认为香港之死原因在于经济或者特首能力的看法，大体上都注意到了这一层。问题是，为什么‘一国两制’后面要加上‘港人治港’？从原理上讲，北京派遣特首，不也一样可以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吗？这就是我们说‘一国两制’在制度上是空想的原因之一了：‘一国两制’是针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不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制度而提出来的，而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又怎么会信任共产党真的能够实行‘一国两制’呢？提出‘港人治港’，就是要增加这种信任度。换句话说，‘一国两制’的死穴，本来在于人们担心北京干涉，于是北京提出‘港人治港’而摆一副门面。门面是不能解决真正问题的，结果反而成为新的死穴。
其实，真正的‘港人治港’，应该是全体香港居民通过民主参与来治理香港。在那样的制度下，根本就不需要搞什么‘一国两制’ 。同样，中国应该是全体中国公民通过民主参与来决定根本治国方针，那也就不需要高谈什么‘三个代表’或‘执政为民’。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日子，同一天，在北京，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要‘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而在香港，近百万人上街游行，强烈表达民意，高度展现民心，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要求董建华下台，根据‘基本法’还政于民。胡锦涛口中的‘民意’‘民心’，立马就有试金石。香港人民已经说话了，这是香港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点儿希望。当这一点希望也最后破灭的时候，那就恐怕连‘香港的死亡’也不必谈了：一具死尸，还有什么好说的？且任‘民族罪人’肆虐蹂躏这颗失去光芒的昨日之珠吧！
（原载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