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SARS刚过，北京在7月1日郑重告诉世界，他们将把那个中断的“不务正业”进行到底──而且还打算掀起一个“新高潮”。了解中国当代政治史的人都明白，那个在理论上一窍不通的“重要思想”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政治烟云。但遗憾的是，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文革”以后学习政治语录的狂热已经不可能在出现了，但中国人仍然在今天还要受这种形式主义的愚民政治的折磨。这无论如何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但仔细想想也许问题还不至于太令人绝望。事实上这种“运动”基本上徒有虚名。从主席台上到普通党员，都在迫不得已地进行政治表演，也在急不可待地等着散会。至于普通民众，这个高潮早已和文革的狂热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除了嘲笑的兴趣以外。在这种意义上，掀起“新高潮”的运动不过是“文革政治”企图回潮的妄想而已。可以说，“高潮”没有开始就“退潮”了。
围绕“7-1讲话”和“胡温新政”人们在进行了各种争论。特别是7月1日之后，无论是对胡抱有希望的人士还是反对者，似乎以相反的方式一致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悲观。也许这是两种不同种类的急切。问题的关键在于，“7-1讲话”并不是那种倒行逆施的既得利益的反扑的开始，毋宁说是这种自私和虚荣力量的恐惧，是这种恐惧强弩之末的最后努力。
周正毅案发回上海似乎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但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大游行却给北京政局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变数。人们不应该忘记23条立法出台的真正背景，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上一届主政者遗留下来的问题，或者说它不是新一届政府的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当时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和香港“纵容邪教”以及“异议人士”有关。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倒董”的政治意义就不仅仅局限在香港了。
值得一提的是，7月5日，沉默了几天的董特首神情凝重地告诉新闻界，港府打算对23条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先不讨论这些修改意见如何避重就轻或者是权宜之计，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根据中国政治固有的特点或缺陷，这种政治让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方面作出的。但令人疑惑的是，就在前一天，北京在香港的喉舌《大公保》还宣布“决不妥协”（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是，一向见风使舵的香港凤凰台这几天似乎也找不到风向了）。介绍这个案例是想说明，“7-1讲话”并不标志北京政治的某种倒退式的定局─一切都在演化之中。而毫无疑问的是，“7-1”发动的“新高潮”的政治表演，在发动的当天就基本结束了。
作出上述相对乐观的估计，并不是完全指望真有一个“胡温新政”。人们必须明白，时势比人强，时代毕竟在进步，社会毕竟在开放。用已故学者李慎之先生的话来说：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而且已经滥熟。在这种条件下，新领导人即使缺乏启动政治开放的勇气，但也没有办法开倒车。此外，对政治领导人不能有救世主情结，但也应该放弃敌人意识。自由主义观念应该在这两个极端思想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因此我们在目送北京那个短命的“高潮”的同时，应该反省一下封闭社会里民间和政府的理性关系。
我觉得这种关系最深刻地表达在《圣经》思想中。首先由于神的公设使民间和政府处于一个道德平面上，这就避免了任何一方自任救主的合法性，也避免这一僭越必然导致的你死我活的互相行凶。在汉语思想中，特别是五四以来，对“救世主”思想的批判是不完全的，“54式”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批判“救世主”思想，但这种批判是单向的，是仅仅针对政府以及政府的支持者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批评家本身在这一批判种建立了新的“救世主”人格。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精神状态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勃兴是密切相关的。其次，在《圣经》文化中，生命价值高于政治身份的价值（包括民间身份的这种自我确认），超验真理的价值高于世俗主义的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给“某领导”写信能拯救那个被饿死的三岁女孩子的生命，“民间的坚守”是完全可以暂时放弃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民间的坚守”或“自由主义的清高”恰恰是对“救世主”的敬重。这些朋友忘记了，你应该有超越对方的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恰恰是由于这更高的追求，才使你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希望北京某些政治努力的“低潮”能进一步激发中国自由思想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