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一架苏制里-2飞机，是毛泽东的专用座机，这种传闻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只不过是毛泽东相对地坐这架飞机的次数多些罢了。毛泽东不仅没有专用座机，甚至还失去了坐飞机的“权利”。
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民用飞机，当然根本谈不上个人专用座机了。进城以后不几年的功夫，为了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中央做了一条不公开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限制了毛泽东的“人身自由”。尽管毛泽东喜欢能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现代化工具，但面对集体的决定，众人的关心，也只好“忍气吞声”。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嘛，他也就将就着坐专列了。
我的记忆中，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广东视察期间，提出去武汉游长江，遭到一致的强烈反对，他盛怒之下，不但游了长江，还坚持坐了飞机。从广州到长沙，再至武汉。遗憾得很，毛泽东乘坐的是空军的里-2飞机，而我驾驶的伊尔-14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
毛泽东的“不幸”，就发生在他得胜后从武汉“万里长江横渡”完后，返回北京的途中。
那一天，因为我的飞机速度快，先于里-2飞机起飞，一路顺顺利利，按时正点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正因为里-2飞机速度慢，跑得慢，待飞到河北的衡水地区，由西北方向压过来的一片雷雨云，此时已经堆积在航线上。飞机只好绕道东行。他们先东进达沧州，再折向北方，经过天津西面的杨村机场，再飞到西郊机场。由于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到达西郊机场的时间比预计的到达时间延迟了近一个小时。又由于雷电干扰，联络不通造成地面一片混乱。
我降落后，做完飞行之后应该做的工作，正提着旅行包和飞行图囊，准备随机组一道坐汽车回住所。在塔台坐镇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真不愧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指挥员，他虽然火烧眉毛似的坐立不安，却注意到了我的行动，见我正往车里钻，便扯着嗓门高声叫起来：
“张瑞霭！你不能走！主席的飞机还没落地，你就溜？到塔台上来！我有话问你。”
既然司令员下了令我哪还敢走，乖乖地上了塔台，他便非常详细地询问了航线上的天气情况。
机场上有几位迎接毛泽东的有关人员，他们开始还相互交谈，兴趣盎然，有的悠闲地开着玩笑。随着飞机着陆时间一分一秒地延迟，人群逐渐沉静直至空气都似乎凝固了的沉闷。他们之中有的不停顿地抬腕看表，有的双目茫然地遥望南面的天际，有的搓着双手来回踱步……个个惊恐不安。直到里-2飞机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重新振作起来，欣喜与庆幸写满他们的面孔。寂静的停机坪又响起了喧嚣声。
那架载着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与幸福的飞机轮子刚触地，刘亚楼司令员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冲下塔台，跑到停机坪等候。没等毛泽东走出飞机，他就站在才打开的机舱门前，冲着里面大声说：
“主席呀！吓死我了！我们多为您的安全耽心啊。现在好了，平安无事了。”
从此，为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埋下了伏笔，毛泽东便丧失了坐飞机的权利。
周恩来比毛泽东幸运得多，他如愿以偿，享有坐飞机的权利。
1956年，苏联研制定型生产伊尔-14型飞机。苏联人从第一批新产品中，挑选出两架：同时起飞，一架飞往河内，送给胡志明主席(另一架也是由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兴致勃勃地亲自到机场，参加了交接仪式，并参观了飞机上的仪器和设备。交接仪式很隆重：机场的建筑物上，飘扬着五色彩旗，人们喜气洋洋，一片节日的欢乐吉祥气氛，周恩来很高兴地发表了即席演说，苏联驻华大使也讲了话。我很荣幸地被选作第一位驾驶这架飞机的人，在半是兴奋半是紧张的情绪中，我驾机绕机场周围转了一圈，完成了半是试飞半是表演的飞行后，我跑到周恩来跟前，举手敬礼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飞机性能良好！”
参加交接仪式的记者抢拍下了这个镜头。现在，这帧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成了我们家的珍品。
这架飞机成为周恩来的第一架专机，但并非他一人专用，只不过周恩来基本上总是乘坐这架飞机外出。直到1959年，我国从苏联购进一批更先进的伊尔-18型飞机，周恩来总理为了抢时间，才改用伊尔-18做专机。此后，虽然又陆续地从外国购进了三叉戟、波音、子爵等飞机，但周恩来很少乘坐别的机种。
周恩来以及毛泽东的专机不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财力。那时民航的飞机屈指可数，周恩来专机上的设备都是活动的，飞固定航班的飞机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拆下专机设备，当普通班机使用。
喜欢乘坐飞机的人不少，周恩来总理似乎特别喜欢，这大概是与他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唐山、遵化、北戴河等地，从北京坐火车去，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周恩来也是坐飞机来回。甚至连花上两个钟点火车时间就能到达的天津，他也是飞着去。
有一回，我在与周恩来总理闲聊时开玩笑道：
“总理，你这个人很崇拜飞机嘛。”
闻听此言，周恩来显得有些吃惊，炯炯的目光望我好一会儿说：
“飞机好呀。它快嘛，能够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啊。我的身体又很适应坐飞机，何乐而不为呢？”
停了一会儿，周恩来总理又笑着补充道：
“但这并不等于我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关心铁道部的建设啊！”
唯物主义者信奉天命论似乎很荒唐。但人世间繁繁杂杂的许多事件中，还真得讲点天命论，讲点缘。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在他案头的日历上，那张纸常常排不下他当日的工作日程。上天便给予他一副经得起翻飞颠簸的筋骨。周恩来总理很适应空中生活，有时候气流肆无忌惮地把飞机抛上掷下、摇来摆去。有的服务员、飞行员都受不了，张开嘴巴“哇哇”地呕吐，周恩来却一点事也没有，仍旧谈笑风生，同服务员开着玩笑。
乘飞机的时候，周恩来喜欢坐在临窗的座位上。他长时间批阅文件感觉疲倦的时候，就凭窗向外眺望，观赏脚下的秀山丽水，以及村镇城市的景色风光。偶尔也会望着头顶轻纱般飘浮的白云出一会儿神。藉此使大脑稍事休息。看上去，周恩来坐在飞机的客舱里如同坐在中南海办公室一样舒适惬意。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周恩来那样具备坐飞机的先天身体素质。如陈毅元帅，坐飞机对于他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
1965年的初夏，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陈毅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的坦桑尼亚。回归时，途经叙利亚，两国领导人决定：在机场进行短暂会晤。
飞临大马士革，周恩来总理将阅读的有关资料交给秘书，并亲自动手把散放在桌面的文件、铅笔等物件放置整齐。之后，他的目光移到窗外久久凝视，不知是欣赏热带植物，还是观赏城市的建筑风格。当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下降时，周恩来总理发现候机楼前列队等候的仪仗队，方才如梦初醒般收回视线。
周恩来总理转过头来，一眼望见对面坐的陈毅老总，只见此时的陈老总如同受刑一般：两目紧闭，浓眉双锁，一动不动钢浇铁铸似的。本来，身体肥胖的人不容易晕机，而陈毅老总长得连腰都弯不下去，系鞋带都得请人代劳。可飞机下滑打乱了人体的平衡，使得很多人不能适应，感觉头晕目眩肠胃翻江倒海，好似五脏六腑随时有可能从口腔里蹦出来。看着陈毅老总那副模样，周恩来总理知道他正在忍受着晕机的痛苦。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轻轻呼唤：
“老总，就要落地了，快整理整理，准备一下吧。”“嗨哟，落地比咽粒枪子还难受。”
虽然痛苦难耐，但陈毅老总一开口仍不失平日的风趣、诙谐。随即，他睁开两只大眼睛，慢慢将头扭向窗口，瞟一眼窗外，见飞机只有地上的树梢高了，忙学着周恩来的样子，五指当梳，理平头上的乱发，整理好自己的仪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