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说这太夸张，或故做惊人之语，我只劝你慢下结论，也慢点给我戴上某种大帽子，且听我为你一一算来，把帐算清楚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一、6种不合理使公民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腐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权力腐败的花样之多、规 模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广早已表现出官员无耻之极，公众麻木之至，想必大家都已熟悉到说都不想再说。如需再说者，只要略看一下《中国青年报·呐喊平台·求实篇》（西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揭示出的冰山之小小一角即 可。
权力腐败导致的国民财产的直接损失，胡鞍钢的统计是每年一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吴敬琏最近在中国监察干部会议上指出，只 1992年就有当年国民生产总值30──40%的部分被腐败分子笑纳（《腐败与反腐 败的经济学思考》──吴敬琏于2002年5月20日在全国纪检委监察系统研究室主 任培训班上的报告稿，见《中国监察》2002年8月号）。这两位都是卓有影响而非常谨慎的学者。就往低了计也够让人心疼的。而且只听说腐败多年以来腐败愈 演愈烈，那么每一个国民每年辛苦的劳动创造的一成到三成的部份就这么被极少数人占有了。这样的占有不可能用作光明正大的投资，而且花起来也不心疼，于是这些资金要么被恶性挥霍，要么外逃，然后再让国家以极高的代价引进外资。 如果再想想每一份腐败对公平竞争的排斥所带来的损耗，这些对党的十六大报告 的建设小康社会将是多大的阻碍？
2、决策失误给每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目前为止似乎没人做专门研究和 统计，但凭目前所见的各种“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富 官工程“，各地对机场等大型项目的盲目上马、对公路和市政建设的反覆折腾， 既使只是最低层次的技术性决策“失误”，其对社会的损害程度也不亚于腐败。 较高层次的失误则是政策性的，譬如为了“讲政治”而对不可救药的国有企业进 行强力扶助；最高级的失误则是制度性的，不过这些恐怕已不能简单说是“失误”了。
刘奇中说，政府官员热衷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数字游戏，大放卫星，群众称这种政绩造假为“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 层层加水，水到渠成”；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地方不考虑市场需求 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纷纷举债大上“三拍”项目（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 证，最后拍屁股走人），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和给群众的“白条”。中国乡镇在上世纪留下的2000亿元的债务（李昌平计算实际不下6000亿），很大一部分正是这种行为的结果。
3、管制、垄断和国企体制、民营歧视给每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华人 经济学家里面最优秀的两位，海外的张五常，国内的张维迎，都明言，一旦解除管制，中国经济增长率再提高20─30%没问题。这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各种管制、 垄断对我们的损害。胡鞍钢干脆指出，行政垄断已是目前最严重的腐败形式。行政垄断主要表现为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也称为“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 是透过法律、行政法规和各种规定，以合法形式取得的垄断性权力。行政垄断造 成的经济损失，已远远超过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经过二十年改革，部分具有网路特征的传统非竞争性行业，诸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才刚刚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机制，至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服务部门， 则是根本尚未开放。由于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部门打破垄断的进展却非常 缓慢，包括农村电价过高、电信资费下调、铁路票价上涨、民航机票禁止打折、 教育部门乱收费等，已成民众关切的焦点。
至于国有企业，消耗了社会70%以上的资源，产出和贡献率却不到30%，和 民营经济恰恰是鲜明的对比，还要用股市、用银行、用财政去强行灌救──这不都是公众的钱么去？到底为了什么？我想不通那些满口公有制要占主导地位的人，怎么就不明白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好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这两个企业生存的基本问题？有些人你不能说他居心不良，但正义的激情如果稼 接在一个糨糊头脑上，通常只会带来比暴行还严重的灾难。另一方面，许多对外 资都开放的领域，却对民间实行封闭，这不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丑陋嘴 脸和卖国心态吗？
4、行政低效和司法缺位给每个人带来的损失。这方面也还没人专门研究，但是每个人都是身（深）有感受的，凡是让公仆给服务的地方，给人的感觉都像是奴仆求主人给好脸色。而司法的低效、缺位（如民营企业财产权益被人损 害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处理），以致像广东企业有纠纷往往去找黑社会而不找司法 部门，这又是多大的伤害。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总是“四不像”，司法不像司 法。司法部门由于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所以总是不能独立断案，总是要依靠别 人的意志、别人的条子来断案，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司法部门往往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自己的职责交给了公安机关，导致了公安机关的权力 的无限扩张，使公安机关既执行了逮铺的权力，又拥有判决的权力。这使公安机关往往采取非人道的方式来进行证据的收集，以及对“所谓”的罪犯采取毒打等方式进行刑讯逼供，甚至对有些罪犯根本就不进行宣判，而采取黑箱操作。
5、诚信的缺乏为对每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周泽雄先生说，中国每年因缺乏诚信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书屋》2002第12期）。同时，和直接的损害相比，各种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守契约等给人们带来的更大的损害是一 种“发展可能性的损害”，交易费用大太使人望而却步，特别是和知识产权有关的领域就更是如此。其实，民众之间存在诚信问题对我们来讲还不是致命的，因 为我们还可以依靠政府，还可以依靠政府的引导。然而，最致命的是我们的政府总是在说假话，如2000年广西南丹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口口声声地宣称没有死人，然而等新闻记者去采访后，我们才真相大白，我们知道政府在说慌。到了这 个时候，我们还会再继续相信政府所发布的消息吗？
6、公民损人不利己行为对每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详见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这6种最常见的非正常经济损失，究其根源基本上都是制度安排不合理和政 策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不该越位地方的越位、不该缺位的地方缺位的结果。制度的不合理和社会成员的健全程度直接相关，个体的不合理行为导致社会成员相互损害的后果。
二、生态和环境层面每个人的损失。
这主要是对我们健康的伤害和对发展可能性的损失。
这两年北京的城市环境治理见点成效了，但最近在秋高气爽的一天登上香山 看市区，还是吃惊：明明是碧空万里，但近在咫尺的市区却只见得一团灰雾，我简直怀疑我居然在这里面呼息在这里面生活。再想想沙漠离北京已只有70公里─ ─有人说这就是世界末日离我们的距离。再有各种有毒物质还在源源不断的排泄 到地下水和土壤里，这些东西又在多大程度上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和成长？而几乎 不受约束的嘈杂的环境，又对我们的宁静生活造成了多少干扰？看看中国的荒漠 化和接连不断的超异常的灾难，我不知道中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的幸福将建立在 什么基础上？
正如有人（一时想不起具体是谁）指出：在生态和环境危机已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中上阶层的人们仍在极力追求所谓现代化物质享受，这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发展”早晚要带来生存灾难。更让人忧心的是，谁来关心中国？如 果依照某些拥有权势的“先富起来”的人的行为，中国的结局将令人心怵：富人 与权贵通过“与国际接轨”，正将其财富转移他国，他们自己则正在或将成为发 达国家的一员；而留在这块国土上的则是被“淘汰”的贫困弱势群体，民穷财尽。
另有学者证实：“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 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 量仅增长100倍，那么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
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知道谁能够圆满地回答。官员只会板着“假大空套 “的傲慢的面孔，学者则以概念游戏掩护自己的虚弱。这两种人都不知道自己在 说些什么和说给谁听──但他们都在扎扎实实地浪费着公众的财富。
三、公共安全层面每个人的损失
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和高发事故。腐败使政府科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濒濒不断，公共治理几无 效率可言。这几年来，爆炸、沉船、翻车、塌楼、跨坝、断桥、火灾、抢劫、绑 架，接二连三，“特大事故”隔三差五。在乡村，许多地方已经连牛啊、鸡啊什么的都不敢养了，因为怕偷，甚至是因为无法抗拒的明抢。在城市，报复性的投毒、扎针、闷锤杀人、黑社会什么的都出现了。
而且事情恶化到公共权力部门与黑社会相互勾结在一起地步，这我们可以从 沈阳的刘踊案看出，刘踊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勾结了多少的政府官员，从副市长、 公安局长到法院院长等一大批政府高官，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相互勾结在一起，危害公共安全与民众的利益。
而且从这次“非典”事件中我们看的更清楚：中国政府张文康式隐瞒、欺骗、缩小疫情进行防治的方法是错误的、失败的，有罪的，是贻害无穷、残害国人、祸及人类。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总是不顾不管公众的利益。在这场瘟疫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显得和渺小和微不足道。然而，我们拥有许多的资源的政府部门却对瘟疫进行隐瞒、欺骗，而总是藉口为了维持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