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说，中国庆祝香港回归六周年之后，香港和内地的界河仍然上以铁丝网分开两地，移民官仍然守在边界两边。有时，移民官制止类似法轮功成员郑玉钟(音译)的人。郑去年试图揭露政府的录像带运往大陆，被判刑三年。但对于类似郑的香港居民，包括劳工组织者、天主教牧师、人权团体、记者等，许多人过了边境从事那些活动都没有问题。香港人权团体说，香港回归之后，当地居民更容易影响大陆的人和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那是个大问题。
他们也担心抗议蔓延到其它地方。北京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他们担心双重后果。如果中央政府让步，香港可能成为颠覆活动的基地。同时，中国公众将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并非无懈可击，人民的权利就有可能产生影响。”
直到两个星期之前，中国政府都没有把香港作为一个问题。在“一国两制”政策下，北京承诺香港高度自治，但当地政治家和商人更乐于讨好北京而不是代表民权。
媒体自我审查正在增加，香港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似乎受到威胁。北京支持的特首董建华提出的国安条例将侵蚀民权，可能把香港变成中国另一城市。
国安条例引发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的最大规模抗议。大约50万人参加了7月1 日的游行示威，迫使政府软化立场并推迟反颠覆条例的立法。
这是中国新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四个月来香港第二次在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挑战中国制度的合法性。萨斯病毒从广东蔓延到香港和其它地方，香港的自由媒体造成中国领导人难以继续掩盖疫情。最终，北京被迫承认政府掩盖疫情。香港前议员陆恭蕙说，香港是在中华帝国边缘上的一个只有七百万人的小社会，但由于它的行为不同，成为变革的催化剂。这并不是说香港会引起中国革命或者推动事物快速变化，但大体系显然没有淹没香港的小体系。
香港的抗议活动也造成中国外交的上的主要目标、说服台湾统一复杂化。北京也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模式，但赞成独立的台湾政治家已经利用香港的抗议说那种安排不起作用。
为了寻找出路，北京派出一队官员到香港，收集各界意见。当地消息来源说，共产党正在对香港的政治制度进行1997年以来最广泛的审议，内地官员甚至会见民主派人士。
北京对香港大游行感到震惊。就在7月1日上午，董建华告诉温家宝可能会有3-5万人参加游行。中央政府认为香港的机构更有效。他们不可能成功动员反中力量，他们可能忠于中间派。同时，他们低估了敌对势力、民主派的政治力量和技巧。
至少部份被派到香港的官员讨论了六个月内解除董建华职务的计划，允许他暂时管治香港，然后可能通过有限选举再挑选特首。但中央政府非常不情愿那么做，尤其是江泽民的亲信不愿对民主活动分子做出更多让步。
香港和北京许多官员说很多人参加游行是因为对香港的经济不满。失业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点三。经济复苏后，呼吁自由选举和民权的公众热情就会下降。
北京大学香港专家张志荣(音译)说，问题是香港经济问题很难解决。几十年来，香港都是作为中国内地市场的中介而繁荣。现在，由于外国公司之间投资内地，香港正在费力寻找新商机。有些人担心对民主派让步会导致不稳定，影响内地经济和政治。
由于担心威胁北京，香港活动家都谨慎指出他们仅仅要求香港的民主改革，而不是要中国其它地方的改革。民主党议员杨森说，“他们不应当吃惊。我恨那些人把它同1989年的学生对比……这同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但香港对内地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亿多人看香港凤凰卫视，25万人每天进出罗湖口岸，大约七百万内地人去年到香港旅游。此外，香港有些团体把资金带到内地支持异议人士。有些人支持不完全受共产党控制的人和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