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的缺吃少穿和八十年代的能源、交通及原材料紧张是短缺经济的典型表现。相对而言，解决短缺经济比较简单，要的只是提高生产。生产多一点，短缺就缓解一点，社会也就改善一点。在政治方面，那时只需要配合增加生产的目的，进行类似“大包干”、“自主权”一类的调整就可以，不必触及根本。解决短缺经济这种性质相对简单的任务，运用经济改革先行的模式容易获得成功。生产发展了，即使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社会状况也会明显改善。甚至以专制政治的权威性，还可能比在民主政治下有更高效率。
过剩经济是供大于求，从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成为生产过剩的社会。这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再继续发展生产等于火上浇油；而减少生产，且不说各级官员（包括政府本身）的有效性与“政绩”都靠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持，仅仅是社会每年需要安置的劳动力（包括下岗失业人口），如果不能继续扩大经济规模，也无法吸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
生产出的产品多于需求，又必须继续发展经济，在这种两难面前，解决途径只有两个：一是想办法扩大产品销路；二是扩大经济规模主要得靠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而非提供产品的第一和第二产业。
前一个途径，中国现在很大程度是靠出口（出口问题后面再谈），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无论何时都应把主要市场立足国内。那么扩大国内市场的产品销路，前提是国内消费者必须有钱。
中国八万亿元居民储蓄看似不少，且不说其中的72%属于8?9%的富人（何清涟），即使全部按人头分，每个中国人也才六千元。人们对这些钱的指望是养老、医疗、抚养和教育子女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欧美国家人们习惯借钱超前消费，原因在于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必担心未来。而中国不仅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事业职工，也因为当年以低工资换取的高保障被废除而朝不保夕。因此尽管普遍眼前收入比过去高，人们却尽量储蓄而不消费。从这一点而论，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应该是促进社会消费的有效途径。
但是更有效的途径是让多数底层劳动者上升为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只有在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时候，才会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消费基础。而对一个只有权势集团和低收入劳动者的两极社会，经济“过剩”在本质上是不可解决的。前面说的扩大经济要依靠第三产业，前提也是需要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因为只有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状况，才能更多地购买服务、而不是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的产品。
说到这，问题已经比较清楚，无论是建立社会保障，还是培育中产阶级，都是跟社会分配有关的问题。而分配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因而得到这样的结论也就是顺理成章──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出路，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
(转自多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