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腐败是有目共睹的。第一任郭沫若乃是流氓加才子，没有人格可言，属于精神腐败。网上评判的文章不难找到，且不理他。第二任卢嘉锡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去全国人大当了副委员长的傀儡角色。也罢，据说他本来就是个书呆子，无心于政治。只是，他有意无意为后来投机鼠辈树立了精神、物质双重腐败的很糟糕的榜样。
卢嘉锡之后是周光昭，是学者加政客、而且政客色彩更浓，只是缺少郭沫若的流氓才气，是自觉追求精神、物质腐败的家伙。由于有宋健在任，当国务委员是不可能的，只好孜孜以求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他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上海帮化科学院的局所长级领导──局所长会议的官方语言由是变成了上海话。看来，作为院长，他为中国科学做了什么，真是只有天晓得了。八十年代，他曾经为自己的博士生从科学院执掌的不多的经费中硬是预留了 200 万，搞所谓现代物理研究。且不说这叫腐败，但谁都知道，拿 200 万去做现代物理研究，实在叫不自量力。这点他比你我都懂，显然是故意拿钱打水漂。说得不好听，就是拿这笔钱为自己、自己的门人当了周游观光的旅差费和生活补贴，做不了其他用场。他又为中国科学院做了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呢？什么也没做，只甘心做了个中共的傀儡，糊弄上头高兴而已。科学院的员工清楚，科学院的社会福利远远落后于社会。以北京为例，排除有实权的领导阶层，科学院的住房标准比社会行情要整整落后一大档次。譬如说，科学院的三居室的面积（约七十平米，建筑面积，余同）比之社会上的两居室来还要小（八十余平米）；两居室呢（约四十五平米），则又比社会上的一居室来的窄（五六十平米）。所以，能干的年轻人，只要不是书呆子，自然留不住，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要跳出科学院。从这种意义上讲，说中国科学院让周光昭虚空了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今天的科学院已经不是青黄不接，简直是青苗不继。
周光昭之后是路甬祥当院长。这位路先生如何？比周光昭更政客，更不是玩艺儿，是精神、物质腐败的钻营者。此人长着一幅上海帮的嘴脸，一眼看去就知远非正人君子。试问：江棉恒何以当的科学院副院长？虽然决定权在江泽民这□，但是，江泽民也是婊子里的婊子，哪能直来直去？所以，有路甬祥这样的下三烂婊子明送秋波、暗通款曲，向中央提出副院长人选来。虽然下三烂，婊子终归是婊子，主动卖身当然为的利益，不会免费。这不，路先生如愿当上人大副委员长，做了金子招牌的婊子了。
路先生又为中国科学和中国科学院做了什么呢？说来看客不相信，但那是白纸黑字、媒体曾经大加报道吹捧的玩意。象中国大陆股市曾流行什么“概念”股一样，这位无耻政客也炒的“概念”──创新工程！真乃天大的滑稽！国家花银子养诺大个中国科学院，你不创新，还有脸活着？科研人员存在的意义就是创新，就好比菜农种菜、粮农种粮，更好比普罗大众长嘴要吃饭。难道一个国家的国民白痴到了要人提倡、鼓励、领导吃饭的程度，要大喊吃饭工程？看来，说路先生是婊子是再恰当不过。他的确很会立牌坊。（据说在浙江大学当校长时就是如此，善吹能侃会钻营。他在浙大没有了市场，然而，竟然到科学院当更大的院长。可见中共的天下有多黑。）
由这过去的四位院长看来，中国科学院的下一任院长只能是更无耻的鼠辈。呜呼哀哉！就这样的人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竟然能像路甬祥吹的那样五十年取得诺贝尔奖？这究竟是天大的笑话，还是又一座婊子的牌坊？
再说科研经费的分配情况。那真是有权的捞足，不仅为自己捞，还要为徒子徒孙捞，无权的行骗，不会行骗的干等天上掉馅饼。上次钱捞的、骗的越多，评价必定越高，下次饼分的理所当然地越大（分明是要挟国家，你看：我过去都得过这么大的奖项，你怎么能不支持我做进一步研究？！），这也叫“良性循环”──只可惜，对国家以及无权、无骗胆骗技的科研人员来讲，必然是“恶性循环”、太不公平。我有幸在美国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老资格院士，他对我关于国家基金这样的评价表示由衷的同意。他的妻子更在一旁补充说，他们有邻居就是这种情形。
凭藉权力捞科研经费，不单指的政治上的权利、职务，也指学霸者也。众所周知，共产党这五十年来，人文科学几近灭绝，国民党留下来的泰斗级人物单单是自然法则也所剩无几了。自然科学的境况理所当然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共产党需要养一些工具人物和学科，譬如研究核子武器给领导人撑胆，研究癌症给领导人延年益寿，但整体的科学研究缺乏必要的自由竞争的环境。即便这样，恬不知耻的人前赴后继，学霸从来就不缺乏。可以断言，国家科研经费的 85% 以上尽让这些无学无识更无德的学霸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徒子徒孙以及其他“近臣”掠夺走了。剩下一大块就是被骗子手骗走了。再剩下小鱼烂虾，则象征性可怜兮兮地分配给其他众人。有幸分得一杯残羹者，或许有所不知，真应该有一种“馒头落地狗捡便宜”的感觉，不应该高兴，而应该悲哀。
说到学术界的骗子手，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有代表性的年轻骗子手有两位。一位是武汉大学的李卫华“教授”。此君八四年前后来美国德州大学呆了估计不到一年时间，不知何故回国了。显然，连个硕士都难混到手。然而，他先知先觉引领时代风气，嗅到了中共统战、宣传的需要，到处自吹自己在美国如何了得、美国又如何不了得，因此，自己是在满腔“爱国”之情驱使下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结果，曾经被捧上赫赫大名的武汉大学的副校长的位置！据武汉大学的朋友讲，此人最善钻营取巧，蒙了个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不交年轻朋友，专找老朽吹捧、拍照，然后，回到武汉把照片当令箭。学术上的腐败方面，他拼命出书──都是所谓“编译”之类，由武汉大学出版，常常将人工智能方面的英文著作糟蹋得不成样子。至于国家经费，他竟然行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实验室！所骗之巨，能做出什么，都不难设想。
另一位杰出的骗子手，虽然没有半天留洋的经历，然而，也懂得挟洋自重。这就是一时间赫赫有名的福建籍陈肇雄“博士”。他自称发明了了不起的（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机器翻译”算法，加拿大人愿意出数百万美元购买。因此，一时间骗取中国科学院和（当时）电子部以及国家基金的大力资助，总额当在千万之巨。然而，真正懂行的人清楚：美国早在六十年代即发表了由若干学科联合起草的“机器翻译”白皮书，等于间接枪毙了这个学科。后来，在北美几乎没有什么大学有这方面的研究项目。白皮书称，“机器翻译”成为现实有待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数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而且预言机器硬件方面内存和速度当上亿倍高于当时的水平。大家知道，语言学革命已经发生在五十年代，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姆乔姆斯基领导。其他方面并未有长足进展，机器硬件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奈何专制社会样样专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由个别人头脑发热拍板而成。如果对相应同行做调查、咨询，毫无疑问，绝不会相信存在由一个专业面仅限于计算机软件的人设计出来的、所谓的“机器翻译”算法──如此简单，简直是对人类智慧的污蔑和亵渎，是对上帝创造人的亵渎。
陈肇雄最后败露在一篇自吹自擂的“有偿新闻”报道上。虽然政府投资如泥牛入海，人们不免怀疑上当受骗，但毕竟能够以出成果需要时间来敷衍。问题就在1994年前后（月份在暑期）《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刘绍棠”的文章，仿效徐迟报道陈景润的手法。文章不伦不类，既象报告文学，又象商品广告，或者都不象，文笔自然不敢恭维，根本不是大手笔所为。结果，一时间许多读者往北京日报社和中国科学院打电话询问。中国科学院调查的结果，原来是陈肇雄奸诈地使闷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