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读余英时《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发表:2003-07-24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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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报道专稿】
1、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士”的知识与现代知识之别;
2、什么来做“边缘”的标准?
3、功利;
4、政党出于见,共产党出于功利;
5、“知识分子”这个提法究竟还有无意义?
6、呼唤蔡元培;

有人偏重于从学的方面来议论,有人侧重于识,当然也有学识并茂的。学对于笔者,可以说是无,而识也是积累型,并非因治而获,所以在下的议论可能全不对题。

余英时这题目够大够宏了,讨论知识分子,得先判定什么是知识。究竟是从智愚的立场,还是类型的立场来定义知识,这对于余老先生看到的边缘化是很不一样的。在设题里没有此议。

知识定义宽窄两义,宽者很常识:明白道理即有知识,就是以智愚为知识分子的分界线。

而狭者是分类立场,指出一种特定知识类型:必须是关于认识立场的,这使知识仅成为认识行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类型如:历史的、阅历积累的、人生境界问题的……等等。

以认识行为建立起来的知识,必须是关于被认识对象的,有认识主体,反映对象的理性形式。这样的条件下,知识即反映体系,它与被反映体系的符合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仅由此一类知识能决定。但这类“知识”在关系上最具有知识的形态。它是对对象的反映,是相对关系的,所以多是唯物主义的色彩。----牛顿是代表。

毛泽东为例,有好几本洋人写他的书都不认他是知识分子,至多承认他为半知识分子。毛泽东不是读书的人吗?不明事理吗?连个知识分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这说法也不是绝无道理,他的确不是认识形态的知识----不是科学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对之物的,不是有形态的,不是唯物的。他读的是史,他的知慧运用是心理世界内的,是从“心”出发,又在心内完成的思维活动,不是经验科学。他自己说是唯物主义立场,其实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因“唯物”与“唯心”对于他,他的党,都是先验概念,他是从表白、站队的立场来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照类型来定义知识,毛泽东拥有的不是认识类型的知识,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识分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据。

照类型说的标准,胡跃邦、赵紫阳二公都得靠边;相反,上海帮里的:江、吴、曾、黄、陈……都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的赵紫阳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江泽民,说他附庸风雅,干不了实事,真是恰当极了。人以群分,来看看上海帮,差不多都只会装腔作势,不知何为正业。前阵子胡教长议取消岳飞、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讽,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陈舞娘和江三代常常很庄严又很神圣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谎诞戏。和那些把马克思说成姓马的人差不了许多。而三代那张嘴却是悬河,一开闸就不可收,他是数、理、化、文、唱、吹、拉……无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识分子。

照他们的例,知识分子不仅设边缘化,还核心化了。

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识分子的流还是个问题。

因儒学是人生境界的学问,一种修养,是从心出发的,又是关于心的,是如何处世的学问,不是对物的知识。

因此这样的学问天然用于价值理念,关怀环境,调整环境,是用来至善,用来承担责任的学问。“士”多般是这样的学问----一个以承担责任为最高理念的阶层。有这样学问的人倾向于以天下为己任,关怀、同情、怜悯、负责、议论……出仕、清议都是极正常极必然的事。

士的学问有一个极重要的特征,它的范围只是关于----“我”的,《大学》,《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怎样成为这样的人?说来说去只是境界追求,谁也不能代了别人去追求,你怎么学怎么修都仅仅是对着自己,是自我内的:自己给自己定目标,由自己努力,自己监督,自己调整,自己达及。现代心理学(无论科学心理学还是哲学心理学)都研究“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儒学或“士”不过就是“我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儒学价值的积极方面:没有破坏性:自己活动在自己内部,破坏什么去?;总是从全局出发,照及整体:它是一种由自己来回答自己所以应该如此的根据的学问----伦理的,伦理所寻的就是----总根,它怎么会不从整体出发呢?决不会因当下需要而使建设具有破坏性……;它的消极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时所体验到的:保守、封闭的一面。它仅仅是关于自我境界的学问,怎么能不含些封闭呢性,怎么能不把认识之学拒斥其外呢?

儒学是学问,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学向----造就好人的学问----培养圣人为目标的学问。

儒学不是认识对象的学问:它不研究天体关系,也不研究物质构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于功利。能用于守,用于治。不能用于取与夺。

它在以往对它国家民族具有价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的杰出分子(士),其发生的影响就足以凝聚社会,稳定大局。那个时候的视野有局限,经济生活单调纯粹。所以士大夫处在中国价值的中心是理所当然。

这并不是说功利在以往社会不起作用,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特征,使功利立场成不了价值趋向的主要观念。有了士----知愚型,伦理型,责任型的知识分子,就足以满足这种社会的价值需求。

所以,士在传统社会里的主导地位,就不只是知识分子在主导,而是一种特定形态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是知愚型的,伦理型的,责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

士与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等价名词。它们相同内涵只是明理,连所明之理也不一样。做为知识分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责任,他们不去为社会承担义务,尽其职分,又能干什么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这一事实,与“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扩展有很大关系:知识不再只是向善负责的教导,还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术之能,技之能,术、技之能本来也不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而是用来满足需要的,工程家们是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原本就应在边缘上。所以“边缘”知识的职分不同。

二、关于功利

在中国,近代价值的标志是不是就是功利?虽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国家贫、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可这都是经验评价,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认识为特征的专业学问太薄弱太苍白吗?要强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要求里暗含的潜台词是什么?是物!是术,是技----坚船利炮纺织机,这是具体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学问,却又是有用的学问,正是这些有限性学问在方便人类需要,满足人类生存的舒适方面让人目瞪口呆。国强民富的愿望不自觉地就变成求功近利的观念,功利观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价值趋向的主导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荣。无论如何也得承认:机械、技术都是知识,不是用于调节人际,提高生命觉悟,却是丰富方便生存的,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人所不能不依赖的。这种知识本来就是用于财富的创造,不是责任的承担。近代发生了功利观对至善观、责任观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传统的以造就好人为目标的教育向着认识世界创造财富方面急转,造官教育成为造就能人的教育。创造财富成为观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标志了这种转换的完成?----同时也揭露出这种转型的盲目:功利观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叶障目,不顾长远,不负责于环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体之外,之上,为价值为造福而实施的建设在初始上就包藏着破坏。功利只对眼下负责,不可能对根源负责!它不是通过伦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知识的功能就从“造就好人以忧天下”急剧地地转换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这样一种转变的大势来得太猛烈,以至来不及比较,筛选,反思。

在常识以内,我们能看到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文化的输入,却看不到它是在洋枪洋炮对义和拳的功用对比中输入的。织布机之对于手摇纺车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动,无从抗拒。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对现代技术的期望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为一种统治文化,而是做为功利观念里的一个成份引进的。而且最先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历了实践的挫折正处于反省阶段的,修正类型的----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比共产党早了十年,1911年创于上海。这个党的纲领并不含暴力,是共和学说。只有分析我们民族从传统向近代迈进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剧汇集的是个什么观念。戊戌变法生动地表明的是----要强国!要复兴!强国指望什么?----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带来利器的是术,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进功利观的大背景下,“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体系被裹挟在其内输入进来……只求“造就好人”的传统文化无力满足强国之需要,它只能用之于人----心,不能用之于物;来不及辩别它对心的建设是否还有必须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说“五四”运动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观掩映了伦理观,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的同时也裹挟着破坏性。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其实是潜伏在一个更基础的观念的胜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为主流的文化观对造就好人,责任人的文化观的胜利。正是这一功利观的节节胜利中,为共产主义这个功利文化的胜利扫清了障碍的。共产主义是被包裹在刚刚兴起的正逢勃着的“自强--功利”观念里暗自成长起来的。借助了概念对理性的先验,在理性尚来不及辩别它的背景下风行起来。

下一讨论:政党出于见,共产党却出于功利。

三、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共产党是个功利集团

如果有冯友兰那种纵观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现象的蔽障,不考察汉以后儒学各派系自身的侧重,只看辩论的大势,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想刨一个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没有,咱不去管,但从正宗的愿望出发却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上样一种追求第一同的要求决定下的方法论,可以证明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建立在伦理上的。以这样一种方法上的立场发动的行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观的,近利的,眼下有效性。汉文化又深又厚,几经外族的入侵统治也未能对其有所动摇,它反而同化了侵略者----就因它从根出发。在伦理之下才批准行为,对正宗负责也就是对“是”负责,它从理出发而不是从功和利出发,虽不一定能从现象层面看到好处,却保持了久远的积好功效。我们的汉文化往往拙于应付眼前事态,临界危机,这是文明民族反败给野蛮民族的一个未被揭示的机理。共产主义的入侵能在中国奏效,仍然是据于这一点。

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文化其根本的本质就是:它是一种功利文化,其思想原则是: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这个意志,也就是理由!你的意志就是理由!不需要再去伦什么理,找什么正宗根据:你的要求、利益就是根据,它适足地鼓励了一切有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的人,不再犹豫,迅速地行动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的;它甚至鼓吹只要服从目的,手段上的善恶可以不予考虑,它也就是一种在求功近利上最简便,不需理由,只需意志和决心的观念,满了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流氓汉、贪婪虫们的需要,只从目的出发,扫清了道德善的障碍,也积请了合法烧障碍的以目的为伦理根据,不考察目的的根据性----即埋葬了合后性!是一种只围绕满足主体为合法的观念。

《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以最近、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它的这一鼓动力却里来的?这就是功利义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差异:放下我们传统文化的目的性不谈,只考察它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它是伦理的。所谓伦理,就是找出根据,而且是最初始根据,第一因。以支持自己的要求、愿望、想法合法。如果追不穷干可靠根据就不能发动行为。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风糜中会嘲讽对一些旧学人愚腐,遗老遗少?就因为他们每有行先考问合污不合法,先伦理。而《共产党宣言》的要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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