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出于见，而共产党却出于功利
如果有冯友兰那种纵观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现象的蔽障，不考察汉以后儒学各派系自身的侧重，只看辩论的大势，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想刨一个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没有，咱不去管，但从正宗的愿望出发却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实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追求第一因的要求所决定的方法论，证明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是伦理，行为的出发点是目的，意志，但必须经过伦，目的被证实为就是一个理，且是真的，行为才得以发动。伦理就是寻出第一因来支持目的之合法。以这样一种方法论发动的行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观的，近利的，只服从当下有效性。
汉文化又深又厚，就因它是一种伦理文化，几经外族入侵、统治，也不能对其有所动摇，反而同化了异族。为什么？----就因它是从根出发的。而入侵异族不是从根上，只是从力量对比上，异族自身又没有伦理----没有根，它的统治其实就是它的文化（根）的建立，建来建去，它也就自己嫁接到中华文化这棵树上----被同化。伦理就是对正宗的追寻和负责，伦来伦去（追来追去）最后剩下的就是----“‘是’那一事物”。仁、义、礼、智、信所表达的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所是”。通过伦理，确保其行就是“其是”----行为是本质的实现环节。从理出发就是从自己的“是”（本质）出发，而不是从功和利出发，它不一定能从直接层面看到积极价值，它却在总体上，从长远的方面保持了积极价值。汉文化往往拙于应付眼前事态，临界危机，这也是文明民族反败给野蛮民族的一个未被揭示的机理。文明就是按照因文而致之明的规则来活动，野就是不照规则。共产主义的入侵能在中国奏效，所基于的仍是这一点。从国共斗争史上你见共党讲过什么规则？从它五十四年的统治里你能举出它讲规则的例子？
不分国度与民族，政党都是政见的不同才形成，又正是不同之见的对立，迫使各方都拚命地符合人性----倒不一定非找到人性的证明，而是通过争取民意来达到符合。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文化，它倒不是不要规则，而是重建一种全新规则----不再建立在理上的，不再寻求第一因支持的，只在功利上的，它的思想原则只是：
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这个意志，也就有了理由！----你就合了法！你的意志就是理由！就是法！不需要伦什么理，找什么根。
共产主义适足地鼓励了一切不满自己处境，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人，毫不犹豫地去行动，只为自己的目的，不必考虑对周围，对他人，对历史，对未来造成什么影响。它甚至鼓吹只要能满足目的，手段上的善恶可以不予考虑。共产主义也就是一种在求功近利上最简便，最直接，最不需证明的合法性规则----只需意志和决心。是一种满足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流氓汉、贪婪虫的教导，它为贪欲扫清了道德善的障碍，在理上必须合法的障碍。《共产党宣言》=为所欲为就是理。
《共产党宣言》是什么？它不就是阐明如何以最近、最简便、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改变自己命运与地位的鼓动书吗？《资本论》是证明之学，但它是服从着一个目的而做的证明，这种证明的本身就没有意义，它的价值是支持目的。它是要支持行动不必出于理，只出于目的。《共产党宣言》的本质就是一切服从功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要害是：“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这就可以看出它用功利模糊了善恶，他实际上是说善恶，合法与否的标准就是功利。要人们从争取功利入手来掌握世界。他的经济学的证明性是技术的，服从的。《共产党宣言》里的鼓动性才是它的着眼点。
至此，我们看到了余老的“士”与“知识分子”在“明白道理”上有相同性；也看到了二者所明白的并不是同一个道理。“士”是仅限于做好人，做圣人的理，是以承担责任为目的的理，“士”当然应该也能够处在社会的主导的主流的位置。而今天的“知识”比“士”宽泛，它把认识世界，创造价值都包含其内，它把造就“哲学王”、造就“智人”、造就“能人”都纳入其内，知识世俗化的同时也就伴随了知识分了的世俗化----这是余老的边像化的一部分。科学家、工程家属之“能人”，原本就是世俗社会的。在生活画面极纯粹的历史时期，这两个部门没上升成为知识的主要部门，现代社会条件下，就成为知识的主要部门。知识不仅在社会生活，即使在自然生活里也越来越必须，“能人”的知识分子就活动在世俗（边缘）世界。在有“士”的时代，中国到底有多少可称为“士”的人？所以“士”的为官其比例相当明显，有现象征态的的支持。而今天呢？绝对文盲的比例极小，社会各领域各角落都需要知识，也都有知识人士的分布，从现象征态上就不再支持“士”的主导地位，边缘化了。
这是边缘化的正常的一面，不正常的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心的丧失。
对此，我们用共产党是建立在功利上的集团来做回答。共产主义的出发之点就不是基于理，《共产党宣言》的教导是：不须根据“根”，不须原因的正宗，不须通过伦理----实际上就是不用管人性是什么，不用从人性上取得合法根据，只要你想，你要，就合法！它就必然地要败坏伦理，抛开对合法性的追踪。
共产党的建政与统治建立在肉体消灭，恐惧威胁上。又以上述文化的教导使传统价值观念沦丧到几于毁尽地步，从现象的征态上怎么会不表现为良知的丧失呢？没有责任自觉。但是，如果真正完全丧失了，也就没有余老提出的这个问题了！余老自己是处江湖，却忧着民族！良知型知识分子并没边缘化。
没有什心力量就动摇我们的根----以“止于至善”为最高目的，以责任为主要心理表现的根。南北朝的异族政权、蒙古三百年建元，满族的三百年大清所不能的，共产党也不可能达到。
共产党统治在哲学上告诫了什么呢：必须重建民族文化！不许把民族的根直接建在功利上，而要建在人的“是”上。人类存在不能离开功利，文化则不能不表现功利。将什么确立为根不等于表现。从共产政权的构成上看，“知识分子”的比重是在上升，当下政权几乎全有大学学历。但他们的活动在对全局或整体（自然与文化两大环境）的破坏也一天比一天严峻，按说，知识多了，视野宽了、深了，应更能从全局出发。好像德国的克劳塞维斯论述过这个问题，具体知识从直接有效性出发对整体含有从直接视野上把握不到的破坏性。在赵紫阳囚后中国政权中几乎不再有全面性人材（李瑞环是综合型，但没有发生作用）。在共产政治以内来看江政权，它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综合型人物，江泽民是戏子（三花脸），李鹏总求工程上显露一手；朱熔基快刀砍三角债，金融软着路，阔釜整顿金融，国企，都证明他们没有以棋盘为出发点的胸怀，把自己的“任务”突出到全局之上，今天的成就没有一件不是以明天的灾难为代价的。朱熔基是个正派人，我能接受，“铁相”其实是误判，朱老总不是一个“有数”的人！这三个人谁主导都不会有好果子！
工程师，工程师，眼界的最大限域就是手里的工程！因此，在现阶段考察知识分子是否边缘化不是一个恰当的课题：你无法证明：江三代，吴邦国、黄菊、李长春、李铁映、丁关根、陈至立们……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既然就是，并也自认真是知识分子，他们当然地排斥真正的有根的知识。就势必加剧了“士”风格之学的人的边缘化。----而共产党既不是建立在“所见”之真上，而是功利上的，它在政权建设上就没有不鼓励权术的道理，从权术的眼光来看：防御，静观，不为，统统是被拒绝的。实际上“无为”才是最高价值。但共产党建在功利上，一行一动都要求证明的支持，它就加剧了对伦理，对真值的排斥。至今，许多的好心人，包括反对派，总要一口咬着“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就是功利主义余毒的证明：这些成就能与它带来的破坏相比吗？连重重孙辈的家业都吃尽掏空了，贪了，还成绩？！黄河连水没有，各大湖湖容的锐减是这点成就能比的吗？不须讲理，有力就行，“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造成的伦理破坏是多少个二十五年也补不上的！哲学王往往寻求妥胁，科学家以求真知为使命，工程师却必定坚持要被价值所证明。工程是以有为为条件的！在“有为”这个观念下不可能
不是破坏！必须改变工程师主政这个局面。
《清华》的学制是五年，即便八年也不行，方面之学不能为政，这要求未来的立法所认可！必须找到近代的奠基者----蔡元培！必须拨上海（商埠、以求利为最高目标）、《清华》（工科、工程）这个乱，反到《北大》、蔡元培（综合之学、全局之学、并蓄文学、至善之学、责任之学）这个正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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