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到中国当下的形势，“非典”由天灾演为人祸，大学生孙志刚被抓进收容所毒打致死等可怖事件的不断发生，已使所有有志之士猛醒：制度之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
但依靠谁？怎么改？即中国民主改革的内因是什么？对这个重大问题，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家齐刷刷不错眼珠地将目光聚焦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上书进谏也好，撰写调查报告也好，发表文章言论也好，大多是寄希望于中共中央幡然悔悟，自我革新，自己对自己下刀子。
这实际上是在不觉之中将共产党自身当成了改革的内因和主导力量，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自我洗心革面上---这可能吗？
当然历史上有项羽兵败自杀、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美谈，但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壮举和传奇。共产党在中国的专制地位如同不受辖制的兽中之王，你能期待老虎自己给自己拔牙剥皮吗？政制改革的核心是还政于民，可以想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不经民选的党政官员丢官去职，甚至因各种经济犯罪和践踏人权的民事，刑事犯罪蹲牢入狱，连江泽民等最高层官员也很有被起诉的危险。
共产党从高层到低层并不弱智，民主改革利国利民的道理他们都懂，怎奈利国利民但最不利党，民主改革从根本上触动各级党政干部的切身利益，意味着靠大权在握吃香喝辣，为所欲为的美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这叫党如何下得了手呢？因此，十多年来，口号翻新了不少，什么“反腐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情为民所系”，痛心疾首而又冠冕堂皇，但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实质性的举措一项也没有。
所以说，共产党是民主改革的对象而绝不会是改革的内因和动力。以为可以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坐在一边“乐观其成”，根本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广大在专制党权下权益被剥夺、被损害，创造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民众才是要求民主改革的主体，也是民主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民众的素质和觉悟是中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内因和决定性力量。
在专制力量和民众这一对互动关系中，民众越是驯顺“善良”，逆来顺受，麻木沉默，专制力量就越是“稳定”，越是肆无忌惮，更懒得搞什么民主改革自找不痛快；反之，民众血气方刚，不甘为奴，抗争不断，群起攻之，专制力量就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应付之下不能不对民众的要求严阵以待，予以重视，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改。这方面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许多人可能对2002年世界杯中韩国足球队“拼命三郎”的精神有着深刻印象。他们踢球的技术也许并不比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高明多少，但他们有一种面对强敌勇于抗争，精疲力尽也要奔跑到最后一刻的意志和品格，这同中国队诸位不时在场上“悠然散步”的“软脚虾”们在精神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神风格上对比鲜明，结果也对比鲜明：一个冲入四强，一个差点排倒数第一。
民主化的历程也是如此。七八十年代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人民无选举权，无出版言论自由，监狱里政治犯人满为患，工人劳动条件恶劣，同当今中国社会低下的人权状况不差伯仲。但有所差别的是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度。韩国民众，从普通大学生到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专制力量的淫威下，冒着入狱，流血，迫害，死亡的危险组织活动，示威游行，不断与政府冲突，对抗，二十几年来一直不让专制政府安安稳稳，片刻消停。
七八十年代看国际新闻报道，常常可以看到韩国学生示威游行的场面，许多人对此应留有印象。你随便问任何一个韩国人，就有他认识的亲友长辈曾为当年的民主抗争受过审讯，甚至坐过牢挨过拷打。韩国现在的国会议员当中，当年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入狱三四年甚至十年以上者大有人在，比比皆是。民众参与民主抗争的热情和广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朴正熙为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韩国民众并不因此感恩戴德，膝头发软，认为独裁者发展了经济就拥有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乐颠颠地坚持朴正熙、全斗焕的“坚强领导”；相反，韩国民众经济上“小康”了，还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尊严。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要求，专制政府一日不答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一日不消停地痛斥揭露，集会示威，汉城工人不堪低劣的劳动、生活条件甚至举行过暴动。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中三百多名示威学生被全斗焕政府派军队枪杀，惨烈程度不亚于”六四”。其他因参加民主抗争而被警察抓进监狱，拷打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仅我工作的韩国圣公会大学，就有多位教授在七八十年代曾尝过铁窗的滋味，有一位教授竟蹲了二十年黑牢！韩国知识分子主流不苟且，不与专制力量同流合污的骨气由此可知。
这样的不懈抗争，终于使专制制度不断动摇和松动，终于最后崩溃。韩国民众在九十年代将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对人民犯下过罪行的总统送进了监狱，这在富于专制传统的亚洲国家中开了先河。韩国人民迎来了民主化时代，总统直选，市长直选，直接对选民负责，干得不好马上下台让贤；总统金大中的儿子受贿与庶民同罪，被起诉逮捕---韩国民众今天享有的这一切权利，绝不是专制政权自行禅让出来的恩惠，而是民众不畏强暴、不懈抗争赢得的。他们象拿破仑一样，用有力的双手将民主自由的花冠自己给自己戴在了头上，何等自豪。壮哉，韩国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比台湾更值得推崇。台湾民众也进行了民主斗争，但相对而言蒋经国自上而下开放党禁、报禁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蒋经国的明智是台湾的幸事，但以此为安慰，一味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在中国大陆期待蒋经国式的“明君”是要误事的，会将中国民主化进程拖得遥遥无期。
因为，就专制政权的本性来看，蒋经国式的拱手让权，还政于民从来都是极少的特例，相反不见棺材不落泪，垂死挣扎不交权倒是极多的历史常态。英国查理一世如此，清政府慈禧太后如此，49年前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所以，共产党能否改，何时改，恐怕不会取决于它自己的良心发现，而是取决于中国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度。
曾看到有新浪网友这样说道：“什么制度不制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行。”似乎是说能过上吃饱喝足有钱花这样的“好日子”足矣，夫复何求？莫谈国事，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种心态，在中国民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一方面说明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专制恐怖极大打击了中国民众的抗争勇气，养成了怯懦的民风；另一方面，在严酷统治下只要给民众稍微松一下绑，让民众生活稍有改观，民众就极易感到“幸福”和“满足”，意识不到这是自己应得的，反而对专制政府感恩戴德，死心塌地
所以一代志士李慎之先生生前的遗愿是做一名公民教员不是偶然的，恐怕就是有感于中国大众经愚民教育长期洗脑，不以缺乏公民权利为痛的麻木状态。国民对自己的可悲状况不愤不悱，何来抗争，何来民主制度的建立呢？
所幸现在已进入网络时代，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弥天的谎言和重重的新闻封锁已不能完全遮蔽中国民众追求真知灼见的视线。像蒋大夫这样的个人和最近香港民众反二十三条恶法斗争的胜利，为中国民主之路的实践树立了行动的榜样，点燃了希望的灯火。蒋大夫的拍案而起戳穿了一个弥天大谎，迫使中国政府一夜之间“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避免了多少人的萨斯惨祸！像蒋大夫那样敢怒敢言，敢说真话，有行动勇气的人物在中国不能只是零星地出现，而是要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出现，成为民众中的主流，才能以正压邪，在较短历史时期内打破和动摇专制压抑的社会气氛。
香港从知识界的联合署名抗议，到市民五十万人七一大游行，终于迫使二十三条恶法流产，更是证明了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创造历史的转折和进步这一真理。香港市民首先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恶法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然后从知识界到民间齐声反对，民怨沸腾之下政府不得不搁置恶法。假如香港市民无声无息，或者声音很小，这一事件将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而大陆虽有十三亿人口之众，面对召开十六大，共产党关起门来自顾自地决定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做法，选择了心情复杂的沉默。就事论事，一个泱泱大国要更换最高领导层，这是天大的事，而不给民众任何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种公然的侮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的肆意践踏。但老百姓，乃至大学生，知识分子，只是私底下议论几句，没有成规模的抗议行动。这只能向专制政权传递这样的信息：“您这样干，我们可以忍受。”很担心专制政权会因此下出这样的结论：这样干下去也没什么吗，不必改
说中国民众过于驯良，安于小康而怯于斗争，似乎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毕竟，香港民众发表言论，示威游行所冒的风险不可与大陆民众同日而语。像“不锈钢老鼠”刘荻在网上说了些真性情的政治话语就突然在人间“蒸发”的事情，在香港是没有的。大陆民众要做任何突破专制禁锢的举动，都是要冒身家性命之险的。
但陷于恐惧，屈服于恐惧，就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无出头之日。跟中国民众所处的当下状况相比，韩国民众二十年前所处的专制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民众不屈不挠勇于斗争，以血肉之躯磨钝屠刀的精神，值得国人深思和学习。
这里要特别提请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生界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毕竟一个上访农民可能遭到被割掉舌头的酷刑，民工往往被收容毒打冤死却死而不闻，而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受人尊重的阶层承担的风险相对要小一些，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人士，一旦受迫害会闹得海内外沸沸扬扬，专制政府不能不有所顾虑，像六四那样大开杀戒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在制度之恶已成为共识的今天，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已如箭在弦，思想上应走在前列的知识分子应发扬五四时期的行动精神，站出来振臂一呼，像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不能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利益未受损就被麦芽糖粘住了嘴，也不能因为八九民运的挫折就一蹶不振，灰头土脸，不哼不哈集体成为犬儒主义的信徒。远一点的想想康有为们的公车上书，近一点的想想五四运动，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已昭然若揭。
北京大学最近搞教育人事改革，信誓旦旦地要诚聘英才，罢黜庸才，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说白了就是拿了国家十八亿拨款不能不有所交待。从官场哲学来看，是奉中央之命要出政绩。但招海归派博士也好，末位淘汰制也好，教师不出活儿就下岗，政工干部人浮于事却高枕无忧的游戏规则，跟改革国有企业砸工人的饭碗，党政干部却无风险还能大捞一笔的不公状况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大学之为大学，最根本的制度环境是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这一点却被熟视无睹，忽略不提。回避教育改革的最要害处，不思从党政管理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北大照这个路子改下去，顶多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学术论文的大作坊，想上层次是上不了的，别说追赶哈佛大学，就是恢复上世纪前半叶的光荣也难。
北大的教授们乃至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们若沉溺于不痛不痒的学院式论文生产之中而丧失人文关怀，将无异于被八股取士麻痹了精神的孔乙己。而窃窃私语，或发表几篇避实就虚的文章，恐怕也不能有力推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蒋大夫的挺身而出，香港市民的积极抗争，韩国民众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都为国人树立了扭转历史的行动楷模。我们为这种行动的勇气和魄力拍手喝彩，拭目以待更多的国人觉醒，愤怒并奋起抗争：网上热情讨论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也好，公开站出来揭穿谎言也好，联署上书，集会呼吁也好，示威游行也好，组织真正代表工农权益的工会农会也好，竞选人大代表也好---总之要千方百计发出声音，才能给专制力量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坐等“施恩”=遥遥无期！
人生在世，谁不想干一番大事业？当今中国，打破专制集权制度黑暗的铁屋便是最大的事业。在当下历史进程欲转不转的时刻，沉默不是黄金而是废铜烂铁，万马齐喑则是国哀和国耻。如整整一代人无所作为，那么，正像当代愤激的青年批评家力逼文革中无行的知识分子忏悔一样，焉知后人不会指着这一代人的脊梁骨冷冷来一句：你忏悔吧！
(发表于香港<争鸣>杂志2003年8月号)
作者：白夜
工作单位及职务：
韩国圣公会大学中文中国学系专任讲师
学术简介：
专业本是对外汉语教学，着有<中级汉语会话课本>(2002，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网络汉语>(2002，韩国东洋文库出版社)。香港<争鸣>杂志2003年5月号发表拙文<央视专家们对伊战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