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的草海故事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T. Harris, ２００１年度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奖专家，现任美国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我是做鹤类保护研究的，第一次到中国是在１９８６年。到现在，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往来了３０多次。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这段经历所给予我的是那样多，那样沉重。

鹤主要栖息在江河湖泊近岸的湿地中。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是公认的鹤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全世界现存１５种鹤，而在中国就栖息着８种。所以，中国一直受到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的重点关注。

鹤是一种美丽的动物，它是水中的美神、湿地的灵魂。它的美唤起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爱。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生态问题。这十几年间，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湿地保护区。随着途程的延伸，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有了全新的思考和领悟。

有一件事我始终难以忘却。那是１９８７年在鄱阳湖考察时，我们在一个村子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向农民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鹤是如何美丽可爱，谁知我们前脚刚走，他们随即又开始偷偷捕食水鸟。在这里，环境似乎是在以另外一种模式塑造人。在如何对待自然、对待鹤的问题上，似乎很难从爱和审美的层次和他们建立共识。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人来讲，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切感受到庞大人口的生存问题对环境构成的巨大压力。考察途中，有时我们的汽车已经驶离城市相当的距离，路上还满是稠密的人流和往来奔突的牲畜，随行的翻译告诉我这就是农村。这委实让我惊讶不已：这里完全没有我概念中自然的广袤和静谧。事实让我渐渐明白，对于如此广大的贫困人群来说，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只能使他们维持温饱，而不是欣赏自然美。

中国贫困农村对湿地的依赖程度之广之深，让人感到沉重和忧虑：这种过度依赖，不仅剥夺了鹤类的生存空间，而且有朝一日会耗尽全部自然资源，最终危及到人类自身。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生态学界的某些学者在研究和实践中没有把自然保护和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他们往往只是孤立地谈环境保护，完全排斥对人的关注。我认为，在湿地周边人类的生存活动对这一生态系统平衡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为了更科学、更有效地保护环境，我们应该探讨人类的社会因素、生产活动、资源开发对自然的影响。环境学家不应只注重对自然界的研究，更要关注人本身。

这些想法的最终形成，还得益于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读到的一篇论文。上世纪８０年代，扎龙保护区一度面临着严峻的局面：那时，在湿地中捕鱼、收割芦苇都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加上开垦农田造成河流改道，流入湿地的水量锐减，引起土壤盐碱化，结果，鹤类的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这篇论文谈到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影响，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维护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就必须着手解决社区的贫困问题。由这篇文章，我认识了它的作者－－扎龙保护区的科研人员苏立英。苏立英对扎龙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看问题的角度也和我不一样。当然，这和她就在中国土生土长有关，不过总让我肃然起敬。扎龙我已很久不去了，我至今仍然怀恋着那片平坦无垠的土地。在那里，鹤最终成了爱的天使，是鹤让我和苏立英走到了一起。在我们之间，爱是第一位的，其他像文化差异等等都不会成为障碍。

和扎龙比起来，贵州的草海对我来说似乎更加重要。草海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每年从青藏高原迁飞到那里越冬的黑颈鹤大约有４００多只。１９９１年，我到中国南方考察，试图寻找一个开展“保护区－社区发展”项目的示范点。草海是此行的最后一站。在那里，我结识了保护区管理处的新任处长陈祯德。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在农民中极富感召力。草海周边有１４个行政村，人口多达２．３万。草海所在的乌蒙山地区在贵州乃至中国都是最为贫困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要远甚于扎龙。草海周围土地的过度开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还有许多农民以打鱼为生，每到休渔期往往和保护区发生激烈冲突，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的矛盾十分典型。因此，陈祯德上任伊始就感到，做通农民的工作是他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草海“自然保护区－社区发展”项目的核心目的就是改变贫困农民的生存状态，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最终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中解脱出来。主要分两部分：“渐进项目”和“村寨发展基金”。简单地讲，就是向草海周边地区最贫困的农户提供赠款和技术信息咨询，让他们从事类似家畜饲养、食品加工、做小买卖、拉板车等等经营活动，而不再靠单纯地围湖造田、开垦山地和捕捞鱼虾维持生计；从事经营活动赚来的钱，一部分再投入到村寨基金中，用于发展公共事业。这一工作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由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联合国际渐进组织（Trickle Up Program）和中国贵州省政府共同筹资，在贵州省环保局、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参与下进行的。到现在，美、中双方已各投入了将近２０万美元。许多农民家庭参加了这个项目后增加了收入，摆脱了贫困状况；同时，保护区和当地村镇社区长期紧张对峙的关系也大大缓和，农民们还主动参与到保护鹤类的工作中来。

草海是中国云贵高原的一颗明珠。8年过去了，你现在去会看到人与鸟和谐共处的奇妙景观，你会为此陶醉。有一次我在草海湖里拍黑颈鹤的照片，照完后一看镜头刻度大为惊喜：我与鹤群的距离仅有９米－－这么近的距离在中国其他保护区是难得见到的。

煮洋芋的滋味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乌蒙山麓，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高原的阳光清澈而明丽。汽车在近３０度的陡坡上艰难攀行。极目所见，山如云一般腾起，云似山一样连绵。脚下的这条１０２省道据说是最近修成的，柏油路面还算平整，但险峻程度还是让人捏了把汗。一路上，不断有“前方危险路段”的巨大黄色警示牌急速闪过，但见急转弯一处紧接一处，有的地段宽度竟不到１０米。一侧，山岩的利刃劈面而来，另一侧，两步开外便是百尺悬崖。

沿途的山坡几乎全被开垦成农田。正像哈里斯说的那样，原生的生态景观已不复存在。只有大片成熟玉米在阳光的抚照下泛起迷人的金黄色。乌蒙山地区的极度贫困可能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带海拔多在２０００米以上，气候寒冷，农业以种植玉米、马铃薯（当地称洋芋）、红豆等耐寒作物为主，产量低得可怜。贵州山区食盐奇缺，《徐霞客游记》中就有以盐换米的记载。

－－采访附记

陈祯德（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原处长，现任调研员）：我和哈里斯几乎是同时到草海的。我１９９１年调任草海管理处处长，那天听说要接待哈里斯，没等下文件我就赶来报到，第二天他就来了。

我就生在离草海不远的农村，了解农民的酸甜苦辣，我说话他们容易接受。在草海保护的问题上，我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办法。“软”就是给农民做说服教育工作，“硬”就是我得真干。

１９７０年把草海水放干了，开成“海子地”分给农民种，结果破坏了环境，一年四季闹灾。我就从放水前后环境变化这方面，对比着和农民讲道理。我说，你们眼睛就盯着种庄稼，水也放干了，树也砍光了，结果地越种越薄，日子就越过越穷。１９８０年，草海重新蓄水。哈里斯刚来时，水面还不足１０平方公里，一眼望去几乎全是耕地。我后来趁夏天雨季时关上水坝蓄水，一家伙给它恢复到２５个平方（公里）。我对农民说这是老天爷要淹，谁也没办法。我还和他们讲，把草海保护好了你们能得些什么利，开会、做报告、放幻灯、开宣传车……什么主意都打过，什么话都说过。

哈里斯和我结识后，几乎每年最少来草海一次。1993年，我陪他一起去阳关山考察生态状况。那时保护区没车，走了8公里路，中午在一家农民家吃饭。什么饭？没有饭啊！就是几个洋芋，连盐巴都没得，煮了以后剥皮就吃（本来中午饭也想给你煮几个尝尝，后来想算了，你是稀客。北京麦当劳里也有，但你顿顿白水煮着吃是个啥滋味？）。那家的地就在草海里，被水淹了，穷得买不起盐巴。我还边吃边做环保宣传，实际心里有一个想法：让哈里斯真实地感到，农民的地为保护草海给淹了，现在没饭吃，得赶紧解决这个问题。他当时是鹤类基金会副主席，在钱的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吃了这顿洋芋，哈里斯问我，草海边的农民是不是都没得饭吃；还说，看来他们的日子过得真苦，以后保护区要担当起扶持农民的责任，要从解决社区问题入手搞好草海保护。哈里斯是通过实践看出来的，环境保护过程很长，如果群众都吃不上饭，那这么能参与保护？所以每一步都要让农民得到实惠。

哈里斯是个办事很随和、很诚恳的人，事情只要说深说透，他能理解。遇到问题他总是先听你的意见，然后拿出好几个方案让你选择。这个外国人还挺能吃苦。有一回他早上７点多就起床跑到村里给农民放黑颈鹤的幻灯片。冬天农活少，农民一般要到１０点以后才起床，这样也可以省一顿饭。村长见哈里斯这么早就来了，还很过意不去。

1993年下半年，哈里斯派了一个代表来搞项目试点，从草海边的12个村先选了12户最穷的农户重点扶持，一个村一户，每户给１００美元。只要他一不做违法的事，二不破坏我草海的生态环境，再把赢利的２０％拿出来扩大再生产，就算成功了。试点的结果是户户都赚了钱。第二步是扶持４００户，每户给１００美元，每成功一户村里还能得１００美元作为集体发展基金。这回他们一家伙就投入了８万美元。这在草海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

　　黄明杰（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贵州参与性农村发展工作网协调人）：实际上，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内部刚开始对草海项目存在着很大争议。鹤类基金会以前是做纯鹤类研究和保护的。美国农村人口密度很低，他们的自然保护区基本不涉及社区关系问题。基金会原来的主席就主张只做纯自然保护，而哈里斯认为这种方法在草海行不通。他是冒着风险提出把环保和社区发展相结合这个设想的。基金会的董事话阍谀昊嵘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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