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指望北京会在新一轮的出版改革当中真的放开言论。
事实上，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有时人们会看到一线希望，看到有新措施出台，图书品种在显著增加，报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议论，杂志常常会刊登让人吃惊的观点。于是外界就习惯性地去猜测，会汇总媒体上的所有蛛丝马迹，分析其中的可能性，然后，乐观地概括说，新一轮的自由空间快要出现了。可是，往往就在这个乐观的时刻，形势必定出现逆转：某某报受到批评，某某出版社停业整顿，某某杂志被取消刊号，某某书籍受到收缴，等等。言论自由就像空气中的泡沫，闪着美丽的亮光，晃一晃眼，就破灭了。
在一个至今仍然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新闻纪律”来管理庞大媒体的国家，指望它真的会制订开放言论的政策，是不了解言论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的缘故。要知道，尽管连续多年中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在人大上通过一部《出版法》，来为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做出合乎法律要求的解释，也只能望洋兴叹。结果，目前为止，国家管理新闻出版业的依据，竟然是一部由国务院通过的行政规定。
其实，也不能说北京在放开言论上没有诚意。多年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也搅尽脑汁想寻找一种合适的方法，既能让民众获取言论空间，同时又不至于出现违反基本口径的“越界行为”。针对体育界的自由言论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媒体居然可以无所顾忌地痛骂国家足球队，把前国家足球队的总教练戚务生改名为“泣无声”，从而发泄亿万球迷的伤心与悲愤。关于娱乐的言论自由也是有的，否则很难想象赵薇穿印有日本军旗图案的衣服会成为一个“媒体事件”。
但也仅此而已。
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无法找到一条既能让民众享有言论空间，同时又规定这空间并不包括某种言论的方法。多年来中宣部管理言论的方式是，一旦出现不合适的言论，马上就干掉它。但是，谁又能有效地预防“不合适的言论”呢？况且，除了那些明目张胆地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大量“灰色”的言论每天都困扰着成千上万的“言论检查官们”。当年江泽民主席教训香港记者的新闻，若大一个中国，不是也不许播出么？真是很难想象广州有线电视台的新闻检查官是如何来判断这条新闻的，反正他们还是让江泽民的画面变成了彩色格子。
连灾难新闻也不能自由刊出。位于广西某偏僻山区的一个煤矿出事故了，几十个矿工困在里头，然后悲惨地死去。北京一些大报的记者前去采访，居然受到野蛮阻拦，还威胁说要如何如何。最后事件还是报道出去了，煤矿主和当地领导也受到了惩处。这件事明白地告诉人们，自由言论的空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连一个小小县级的头头也知道要封锁消息，这只能说明剥夺言论空间在中国领导层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因为他们切身体会到，只有在封闭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乃至无法无天!
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体系，怎么能指望它会释放出一片自由的言论空间出来？
说穿了，中宣部制订的新闻改革计划，基核心点是要改革以往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来管理媒体的做法。二十年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让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意识到，他们也可以通过和以往不同的方式，比如经济的方式来管理言论。这个方式可以让管理成本下降，而又不消除管理言论的有效性。
事实上这也是宣传官员们所希望的效果。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