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味刚是为自己的儿子牟朝阳提出行政赔偿的。两年前，牟朝阳死了，当时牟味刚接到的通知是：儿子在广东因车祸死亡。
痛哭失色的牟味刚夫妇从陕西老家匆匆赶到海丰，在得知儿子死亡的真相后，牟味刚
休克了。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一辆中巴起火，车上牟朝阳等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遇难，除一人尸体已被烧焦炭化难以断定死亡时间外，其他人均可确定是被活活烧死的。
是为“4·9”事故。
由于近日法院受理了死者家属提出的国家赔偿案，这一从未在媒体公开披露的骇人事故因此浮出水面。
遣送车突然起火
2000年5月，四川南充的张小波被深圳一家有名的电子公司录用，在深圳生活近一年以后，2001年4月1日，他被警方以“三无”的理由收容，然后被送到了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简称收容站)。
4月9日，张小波坐上了一辆车牌号为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被送往广州。同车的还有24个被收容人员，牟朝阳是其中之一。同张小波一样，他也是在深圳被收容的，同样，他也有固定工作。根据海丰收容站当时的站长施养鸿在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所说，这25人中，23人是由深圳送来的，只有两人是被海丰公安机关收容的。但在4月9日那天，他们一同走上了不归路。
负责遣送25名被收容人员的是海丰收容站的职工戴剑辉和巫允钦。上车时，戴剑辉随身携带了一副手铐，巫允钦则带了一支警棍和催泪剂。车子是当日上午9时40分从海丰收容站出发的，在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上午10时40分，开到深汕高速公路B线60公里处(在惠东县境内)时，车子突然起火了。
2001年4月9日上午10时40分，也是法庭调查认定的最早发现起火的时间。
根据戴剑辉事后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的讲述，当时他“闻到了尼龙烧焦的味道”。
戴剑辉回头看去，发现车厢里冒了烟。于是，他走到“侧拉门”前喊道：“是谁放的火？赶快自己灭掉，要不然就报警，把你们全部送到公安局去。”
侧拉门－－生死门
这个“侧拉门”，是收容遣送车所特有的配置。
要说明的是，“粤ND0323”并不是普通的中巴，而是一辆经过改装过的“收容遣送车”。按照收容站一位姓郑的司机向海丰人民检察院介绍，这辆1998年10月购买的中巴在上牌之前，就按照站长施养鸿等领导的意思进行了改装：窗户上加上了不锈钢的栅栏。在车厢与驾驶室之间，加了一道不锈钢推拉开关的隔离门，也就是那道“侧拉门”。被收容人员上车时，先通过驾驶室，然后进入“侧拉门”后的车厢。
这辆车在事故中已经被烧毁，不过记者在现在的汕尾市社会救助站的院内，看到了另一辆车牌号为“粤ND0013”的中巴。这辆车的一侧，有一块白漆涂抹过的地方，不过阳光下还是可以看到原来“收容遣送”的字样。
同为收容遣送车，粤ND0013的窗户上也有不锈钢栅栏，而且栅栏中间还有横的花纹。在驾驶室和车厢之间，依然有一道隔离门，不过已经从推拉门改为了前后开。座椅也改成了阻燃材料的不锈钢，而以前，遣送车的座椅都是普通的皮革海绵。
据法庭调查，在出发以前，巫和戴在站里对被遣送人员进行了安全检查。把人押上车后，巫允钦把“侧拉门”用挂锁锁上了，还用一条约1米长的松紧带把门固定绑紧。
这道“侧拉门”，正是25名被收容人员的生死门。
扑不灭的大火
戴剑辉说，他隔着“侧拉门”向被收容人员发出警告后，后车厢里只有几个人站了起来，但并没有听他的话，“此时火越烧越大，后车厢比较混乱”。
在减速行驶约100米后，司机施长成停下了车，拿了一支灭火器，和戴剑辉一起下车，跑到车右侧的窗口去灭火。由于车窗内扣式玻璃关着，无法打开，两人又返回车内，用灭火器从栅栏门上部往里喷。但是，“距离太远，加上里面的人都站起来往前涌，灭火器喷不到而灭不了火”。
于是，施长成又在车上找了把铁锤，打碎车门侧面的玻璃，用灭火器往里喷，但是“火势比较大，加上灭火器里所剩药剂不多，喷一下就喷完了”，此后施长成和戴剑辉又到路上拦车去求救。
当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姓邱的过路司机开车经过了深汕高速公路惠东路段时，“看见了一辆正在着火的中巴”。
据邱司机回忆，他经过的时候，看上去那辆车火并不是很大，但是烟却非常重，有3个人正在车边忙着救火。大概是由于浓烟的缘故，他看不清车里有没有人。随即，邱司机打电话报了警。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起火18分钟后，也就是10点58分，唯一有手机的施长成才打电话向站长施养鸿报告此事。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好，电话断了，施又打了一遍才打通。据说，施在电话中作了三项指示：灭火、开门、报警。
后来有关部门为了查清此案，专门做了二次试验和一项实验，结果是：海绵坐垫遇明火极易燃烧，而且速度很快，5分钟就会产生大量有刺激性的气味浓烟，而且会充满车厢，15分钟就会猛烈燃烧。
在得到指示时，巫允钦已经松开了松紧带，并打开了侧拉门的锁头，但是此时“火猛烟浓，被遣送人员往侧拉门挤”，侧拉门已经拉不开了，在烟火延伸至驾驶室以后，他们放弃了抢救。
11点左右，惠东县公安局消防中队先后收到了邱司机和施长成的报警，称高速公路上有车辆起火，有20多人被困。消防队员是11时40分赶到现场的，发现车已经基本烧毁，可燃物也基本燃烧完毕，在车厢的前部，“堆叠有许多烧焦的尸体，大量浓烟从窗口往外冒”。
到了12点10分，残火被扑灭，25名被收容人员无一生还，被烧死的人中，多为不到30岁的年轻人，其中多人只有21岁。
与此同时，施养鸿正在通知县、市两级的民政局，然后赶往事故现场。据他自述，由于堵车的原因，12点以后，他才赶到现场。戴剑辉和巫允钦随后向有关部门投案。
处理责任人
25条人命！“4·9”事故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省、市民政、公安、消防等部门随后组成了“4·9”事故调查组，汕尾市和海丰县也成立了市县“4·9”善后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证实死者的身份，调查组当时还动用了DNA鉴定技术，随后通知了死者家属。
牟味刚夫妇先是接到了家乡县里公安局的信件，然后是海丰县公安局的来函。来函上是这样写的：“……车辆发生事故，造成人员死亡”。
赶到海丰以后，牟味刚夫妇看到了海丰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上面写明“死者牟朝阳……乘坐粤ND0323客车行至深汕高速公路惠东路段时，被同车的人员故意纵火烧死。”
关于起火的原因，调查组最后认定的是：由于坐在车后室内右侧后数第二排的“三无“人员纵火，引燃了车内可燃物所致。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坐在这个位置的到底是哪一个“三无”人员了，只是从火灾的勘察报告上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发现有一次性的打火机。
负责遣送的海丰收容站职工巫允钦、戴剑辉后来被控以玩忽职守罪。根据海丰县人民法院有关案卷所述，“粤ND0323”在行驶到深汕高速公路B线60公里处(在惠东县境内)时，车内有被收容人员纵火，“被告人巫允钦、戴剑辉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及时将车内人员解救出来，延误了扑救时机，造成25名被遣送的‘三无’人员被烧死，车辆被烧毁的严重后果”。
2001年12月此案一审，2002年经过再审，巫允钦、戴剑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司机施长成是临时工，法定职责只是开车，他后来没有受到玩忽职守的指控。不过，据介绍，他后来在看守所中接受调查时，“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会看到被烧死的人”。
时任海丰县民政局局长的李新和副局长黎祥流受到了党政处分，海丰收容站的指导员黄希饶、遣送组副组长李铁南和李惠池被行政记大过。而收容站站长施养鸿，则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施养鸿被判刑的主要理由是：未报有关部门批准自行改装车辆，安全设施不符合安全规定；在发生过类似事故以后，没有向上级报告，也没有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在“4·9”事故时，没有严格进行安全检查。
海丰收容站的运作
在海丰县吃“公家饭”的单位里，收容站是一个不错的单位，据收容站的一职工家属说，“出事以前，单位效益不错”。
这个“效益”，除了一部分是财政拨款以外，主要来自于被收容人员的收费。施养鸿在询问笔录中说到，在实际执行中，他们一般向被收容人员收300元(和家属没有联系上的就会被送往广州遣送回家)，这笔“收入”一年高达百万之多，而且是“不上交的”。
收容站有专门的保卫人员，据那名收容站职工家属说，“4·9”事故中的两个押送人巫允钦、戴剑辉，其实都是收容站的保卫人员。他们平时身着的服装与警服非常类似，在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保卫人员腰上有枪套和类似手枪的器械。
在“4·9”事故中，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在深圳被收容的人员，要先被送到海丰，再转送到广州？这一点，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被反复问及。据施养鸿回答，这是因为深圳方面收容压力太大，于是“口头”向他们提出要求，希望海丰收容站提供协助，于是他“亲自打了报告”，经过了上级批准。
原收容站指导员黄希饶在笔录中谈到，他看到过省民政厅给深圳收容站和海丰收容站的批复，其中同意海丰收容站作为深圳收容站的协作单位，可以协助深圳收容站遣送外省“三无”人员，后来，海丰收容站就从深圳收容站载外省“三无”人员回海丰，然后中转遣送往广州。
这个过程中，据施养鸿在询问笔录中说，深圳方面会给一定的“协助费”，不过在“4·9”事故前，这个费用已经停了。
不过，海丰收容站原来只是个股级单位(后被收归汕尾市民政局主管，才从股级单位变成了科级单位)，按省里有关要求，海丰收容站作为海丰县主管的股级单位，应该是不具备“中转”功能的。
此前也曾有火灾事故
当初押送人员开门灭火，被收容人员趁机逃走，收容站职工后作检讨
在法庭调查时，还提到了2000年10月，海丰收容站在遣送“三无”人员时，曾经发生过一起车内“三无”人员纵火的情况，当时的押送人是收容站遣送员马晓才、林少彬和司机张清海。
2000年的这次火灾，按一位当事人的说法，只能称之为“事件”，因为没有人员伤亡－－在发现车内起火以后，押送人员立刻开门，然后在群众的协助下灭了火，但是被“押送”的人员都跑了。
由于被收容人员跑掉了，当时负责押送的马晓才、林少彬、张清海回去后写了检讨，还被停止出车一个月。
实际上，除了2000年10月的这次事件，在调查组进行调查时，收容站另外一个职工还提到了两次火灾：一次是命令被收容人员自行灭火，另一次是押送人员灭的火。据收容站方面推测，被收容人员放火的目的都是“胁迫”押送人员开门放人。
家属申请国家赔偿
“4·9”事故发生后，多数死者家属签订了《“4·9”事故死亡人员善后处理协议书》，拿到了4万－5万不等的“补助”，离开了海丰(据海丰县委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由于当时个别遇难人员无法辨别身份，连DNA都鉴定不了，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拿到了这笔“补助”)。
夏昌余同母异父的弟弟彭冬成也在“4·9”事故中丧生。夏昌余拿了“补助”，不过，由他签字的善后处理协议书有别于他人。在左下角，夏昌余特别注明：此协议书在此案未结如处理与法律事实不符，我以后还可以得到法律的平等(原文如此)。
夏昌余说，这个特别的注明，就是他为以后申请国家赔偿埋下的伏笔。
原来，夏昌余拿到协议书后逐字逐行研读，协议书里白纸黑字写明“海丰收容中转站一次性给予死者家属补助，今后不负任何责任”的约定。他担心签字后收容中转站就有了摆脱干系的理由，于是打电话向律师朋友咨询。
律师朋友告诉他，协议可以签，补偿可以拿，以后遵循法律途径申请国家赔偿是另一回事。于是，他放下心来。
去年年中，夏昌余拿到了海丰收容中转站干部被判玩忽职守罪的刑事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的历程由此展开。
接受了夏昌余等9位死者家属委托的汪律师称，这份刑事判决书是请求国家赔偿的重要依据，因为，它等于确认了收容站的职工在遣送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条文，收容站就要承担行政赔偿义务。至于以前的那个“补助”协议，应该是一种补助义务而非赔偿义务。
不过，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有点惊讶。他们认为，此前签署的那份协议已经对死者家属作出了赔偿，没有再进行国家赔偿的必要。
今年4月3日，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即原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给汪律师回函，称他代理的关于几名死者的赔偿问题已于2001年5月、6月间解决处理完毕，原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与各位死者家属签订了协议书。
7月14日，海丰县人民法院下发了受理案件通知书，称已经收到“4·9”事故9位遇难者家属诉汕尾市收容遣送站行政赔偿的起诉书，并决定立案审理。
海丰县一位法官表示，由于8月1日汕尾市收容遣送站已经改为社会救助站，他们目前正在审查诉讼主体。
黑龙江人贾海军也是“4·9”事故的死难者之一。他是2000年10月来到深圳打工的，后来和几个朋友开了个送快件的公司。2001年4月初，他和那几个朋友在上街时一同被收容，一起送到海丰中转站。
不过，4月9日那天，只有他被送上了那辆“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太背运了啊，把命都掉了啊”，贾海军的哥哥贾海江告诉记者，后来他来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在殡仪馆告别厅见了弟弟最后一眼，“不过全部用白布裹着，不能拨开，也不知他是否闭眼了……”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