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在地铺上的办学人
今年43岁的邹永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1981年考入东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工作，4年后回到家乡在一所学校里搞后勤工作。在此期间，他有半年时间参与基层搞扶贫工作，亲眼目睹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失学。他从孩子们一双双期待的眼神中看出了对知识的渴望，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就已经有了出来办学的想法。然而，真正让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则是两件看似偶然的小事。
1998年，在一次社会调查活动中，邹永安问几个在路边捡垃圾的小孩“想不想读书？”孩子们有说想的，有说不想的。他又问“读书之后做什么？”时，很多小孩就茫然了。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们怯生生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答案大致没有超出他们父亲的职业，杀猪匠的儿子长大想当杀猪匠；建筑工的儿子长大想当建筑工。这些都是由他们的眼界和常识决定的，没有人将更大的世界展示给他们。正当他为这群脏兮兮的小孩子的答案难过的时候，有一个黄头发小女孩说出一个让他一生都难忘记的答案。她说：“我长大要当警察！那样的话，我追妈妈时，就可以不跑那么快！”
小女孩子的妈妈是个水果小贩，常在市容纠察临检的时候摔伤。她的答案，让邹永安在多年后向笔者讲起时眼里还泛着泪光。
另外一件，则是1999年，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他的钱包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几个十几岁的小扒手偷走了，口袋里只剩1元钱，这使得他冻饿交加地在火车站流浪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想得最多的，便是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很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移民的第二代对社会治安的影响会起很大的作用。而如何引导他们，使之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比教育更有用。他为自己这个饿了三天的流浪者想出了一个肉食者谋之的大问题而惊诧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昆明官渡区一所流动儿童学校招聘老师，邹永安去应聘，并顺利入选，月薪200元。在这里，他的教学才能和管理才能都得到了展示，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认识了当时这所学校的投资人，即现在他的合伙人冯平。
一年后，邹永安和冯平来到成都，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一边打工一边对成都流动人口集中的九眼桥、火车北站、火车南站、红牌楼、洞子口、红花堰等地进行调查。发现成都市外来打工人员中举家进城的相当多，有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子女因城市求学门槛太高而无法读书，成天游荡在社会上。没有人专门针对这一批孩子办一所他们上得起的学校。
经过权衡，邹永安将目光锁定在流动人口密度最高的成华区青龙乡红花堰和荆竹村两地。从租房到购置教学设备，10万元的启动资金很快就消耗殆尽。妻子因为他太固执而离开他了。但好在家乡的父母和兄妹都很支持他，经多方筹集了近50万元，租校舍，买设备，聘请老师。直到2002年元旦，一所能容纳500名学生的学校终于办起来了。他为这所学校取名为“扬帆小学”，他想告诉民工小孩子们，无论我们的帆多小，但我们都要有出海的梦想。
开学第一年共招学生350名。所收的学费基本不能维持学校的运转。在这期间，除了拼命想办法筹钱之外，邹永安惟一能做的便是像自虐狂一样地节省自己的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睡在地铺上，吃豆腐乳下饭。以至于成都的一些媒体在报道他时，常常以“睡在地铺上的办学人”作为标题。
打着原罪烙印的民工学校
在中国的城市里，有很多东西生来就打着原罪的烙印。比如专门为民工提供住宿的民工村；比如外来人口自发聚合在一起的破烂一条街；以及那些专门由外来人口和下岗人员经营的夜市地摊，还有无牌经营的各种运输工具。他们使城市原有的秩序受到了冲击，他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背着非法的名分。但可以肯定的说，这些东西背后紧紧相联的，都是弱势人群的利益。而民工了弟学校，正是这其中重要的一员。
2003年7月10日，笔者来到位于成都北郊青龙乡红花堰的“扬帆民工子弟学校”，和最初的扬帆小学不同，现在这里已经有了初中班，而且学生人数已达到1600人。
红花堰离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商圈直线距离约5公里，距离成都最热闹的火车北站2公里，在离它不到一站的地方，就是西南最大的物流中心“荷花池”商品批发市场。然而，就是在这个地方，时光好像向回倒流了二十年。在这条石棉瓦小青瓦和一些歪歪倒倒的农家小楼组成的街道上，凌乱地开着各种便宜肉铺卤菜馆和低档理发店。还有一些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小药房，这些药房大多没有许可证，但卖出来的药很便宜。
扬帆学校就开在这条小街的尽头，校门正对着的，是一家破烂回收店。在学校的侧后方，是一家蜂窝煤厂，一台老式的煤机每天都轰隆隆地拼命生产着城里人们早在十年前就不用的煤块。这两家小厂子也是属于城市市容和环保部门明令取缔的项目。
学校是由一座仓库改建的，3亩多地的面积紧凑地摆放着几十间教室和教师的宿舍。中间是一个简易露天篮球场，球场的两头是七张像洗衣台一样的水泥乒乓球球台。当时气温约摄氏30度，孩子们有的在烈日下玩着乒乓球，有的则在厕所前面的水管里玩着自来水。学校薄薄的围墙虽然不足以挡住处面一阵紧似一阵的机器轰鸣声音，但也将外面杂乱而纷繁的景象暂时隔在了小孩子们的视野之外，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几近天堂了。
在学校二楼最角落的一个十几平方的校长室兼教务室兼广播室的小房间里，我第二次见到了邹永安。与去年7月1日他作为成都市首家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民工子弟学校办学人时的欢快不同，此时的他脸上更多的是写着忧虑。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20天前他被拆掉的那幢非法建筑。
对于邹永安来说，“非法”二字对他来说早已是一个和他的名字一样熟悉的词了。从他办学那天起，这个词就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就在2002年2月办学之初，扬帆学校的两个教学点一共招到了350名民工子弟。开学不久，校园里就来了一帮人，他们说：“不允许你们办这种低条件的学校，不允许你们给我们抹黑丢脸！要办就到阿坝（四川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办！”但吵闹声很快被学生们的读书声压了下去。
之后不久，一纸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了下来，称：未经教育部门批准同意，擅自办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将进行处罚。一周后，新的通知又来了，撤消“扬帆小学”；责令一周内退还学生费用；处罚款8万元。此举引起学校学生家长们的强烈反应。
邹永安说，办学几年，他最深领会的一个词就是“泥牛入海”。他说，谁都知道，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批准，贸然投资意味着什么？但问题是，他们通过合法渠道提出的申请或者申诉，很多时候都是以泥牛入海的姿态一去不回的。对于某些城里人来说，外来人口子女的读书问题或者外来人口本身的其他任何问题都是很不情愿强加给他们的问题。因此，处理这些问题，再没有比一律取缔更简单更省力的办法了。于是，他们也选择了大多数民工学校最常用的存在方式－－非法办学。
但就在这个时候，“两会”召开，依照惯例，每一届两会总有一些中心精神。而这一年的中心精神之一，就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各地照例要选一些典型事来作为响应。而民工子弟学校问题，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解决的良机。当地主管部门在考察了本地实际情况，发现本区域入学适龄的外来人口子女超3000人，而该区域内原有的两所公办学校能容纳的只有2000多人，还有近千人的缺口需要填补。而民办的民工了弟学校恰好填补了这个空当。于是，经过再三考核，并签订了内容包括“学籍、财务、人事等统一由乡上管理；每个学生按人头向银行缴纳保证金；以及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当地公办学校争夺生源”等只有民工子弟学校才会有的限制条款的办学合同。这之后，成都市第一家合法的民工子弟学校终于降生了，此事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和喝彩。
建一所“不像民工子弟学校”的民工子弟学校
从2002年7月1日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之后，在短短一学期以内，学校由最初的350名学生，一下子暴涨到1600名。这种让人感到可怕的超常规发展是邹永安和他的所有同仁始料不及的。民工子弟们之所以拼命往这里挤，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这时不收公办学校要收的“寄读费”，后来，公办学校因时势之迫，也取消了“寄读费”，却并没有改变学生向扬帆学校转移的局面。即便在收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民工们还是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扬帆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学校，在这里，所有的孩子都平等都不受欺负。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使很多民工子女选择了扬帆学校，那就是扬帆学校的学费可以缓缴。如果实在遇上经济太困难的，学校还让学生免缴学费。这对于别的学校是难以想象的。在校长办公室，我看到一大叠花花绿绿大小各异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各种颜色的字迹，这些都是本学期贫困学生家长们写来要求缓缴和免缴学费的请求书，一共有55张。这些纸片表明，在这所民工子弟学校里，有二十五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按时缴学费。欠款最长的有二年了。
随意翻开那些写在烟盒和水泥纸上的申请，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信息：
刘欢 五年级四班 内江市人
父母离异后丢下他便不知去向，至今由63岁的奶奶代养，年迈多病的奶奶靠做一些手工活维持生计。哪里需要做手工活她都去，现在她做的是理纱的工作，一天不停的理能够理上1公斤-3公斤，0.5公斤8毛钱，一月下来能挣100元左右。
张燕 四年级一班 中江县人
张燕的爷爷因瘫痪用去了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同时还欠下了4000多元的农业税。全家靠父亲干苦力挑起全家的生活，她的父亲在荷花池帮人背包平均一天下来能挣4元-5元。
袁帅 袁成 三年级 井研县人
他们属于特困户，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残疾的父亲每天蹬三轮车维持，母亲由于文化太低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在家里料理家务。由于无牌照他们的三轮车被缴，父亲一筹莫展。
王雪丽 三年级四班 金堂县人
原本家庭就不幸的她自己又有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耳朵基本失聪。她的妈妈长期因病卧床不起，爷爷也在医院照顾妈妈，家里也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王雪丽的生活主要靠51岁的奶奶拣垃圾维持。
李燕林 学前班 金堂县人
双腿残疾的父亲每天靠开火三轮撑起整个家，母亲得了乙肝，长期吃药已欠下了五六千元的债务。
杨洋 三年级 绵阳市人
一次意外使他失去了双臂，为了能读书写字，一年前他开始学习用脚写字，平时他上学包括吃饭、上厕所都得有人照顾，实在没人的时候他只得跑回家。
何美林 一年级 内江市人
在一群孩子当中她最突出，因为她已经10岁了，高高的个子却还在读一年级，她的父亲在农村种庄稼，妈妈去世了，现在她和老师住在一起，每月靠姨妈寄来的100元生活，这学期的学费是她的蔡叔叔资助的。
曾霞 四年级 金堂县人
父亲因一次矿难折断了一条腿，现在主要靠做小工（造水泥）养活一家3口，母亲因病去世，两姐妹均在上学，家里已欠下八九千元的债务。
胡建秋 胡婧 四年级 温江区人
父亲做生意亏了本后便不知去向，母亲也因此被气死，至今骨灰仍未安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62岁的爷爷支持，爷爷的生活来源靠他的二儿子每月给的200元生活费，爷孙三口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爷爷告诉他，自己已实在没能力供他读书了。
卢新蕊 二年级
由于车祸，卢新蕊至今仍躺在医院里，需要花上好几万元的手术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父亲靠打小工维持生计，母亲没有工作。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于一个困难的家庭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但卢新蕊并不知道自己的病已经用去家里惟一的积蓄，她最想的就是回到学校里来。
……
很难想象，一个民办的小规模学校靠什么样的勇气和信心把这一大堆的苦难故事接受了下来并硬撑看走了下来。而当面对笔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邹永安有些动容地说：一想起那些小孩子，踏入人间才几年的时间就要承受那样的苦难，就要在人生最有希望的童年时期对未来彻底绝望，他常常夜不能寐。在这时候，他就有了些奇怪的想法：一定要把这个民工子弟学校办下去，让更多的贫困小孩子能读上书。不仅如此，还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办成一个不像民工子弟学校的学校，让民工们的后代能不在“民工”这个烙印里生活下去。
其时，他的民工学校其实刚刚收支平衡，他也刚刚从地铺上搬到了有床的出租房里。但一种强烈想建一所新学校的冲动成为他一个挥之不去梦想。他清楚的知道，这个梦想对他来说是奢侈而不现实的，但他却无可救药地开始做起这个梦来。因为，他曾经太多次看到自己学校里的学生们无限向往地问：“邹校长，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坐上像城里孩子们坐的那样的教室啊？大小一样，而且有塑胶跑道，还有花圃。”
这些问题无一不让邹永安难过，因为直到现在，他用租来的仓库隔起来的34个教室连大小都不一致，几乎没有一个标准的教室。孩子们问他的时候那些殷切的眼神无异于在剜他的肉。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些民工子弟们来说，和城里孩子们一样几乎就成了他们的一种心病。
终于，他还是把这个折磨着自己的想法对合伙人冯平讲了。冯平对此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学校现在的经营状况是很艰难才支撑着的，而且，在未来命运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加大投入很可能将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经过邹永安的再三劝说，加之“建一所不像民工子弟学校的民工子弟学校”本来也是冯平的梦想，在犹豫再三之后，冯平同意了。两人于2002年8月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修建新学校，并各自回老家，对亲戚和朋友们进行了一次地毯式借钱行动。经过说不清的多少艰苦努力之后，他们筹集到约200万元钱，他们预算，用一半来修教学楼，一半用来买新课桌、教具和塑胶跑道。办一所真正的不像民工子弟学校的学校。
建设梦想使他们受伤
他们花了12万元钱在离原校址一里多的地方租下了12亩土地，但是他们的建校申请却以惯常的泥牛入海姿态一去不复返。一连几次申请不果。有人点拨说，这方圆几平方公里，你看有几幢房子是办了许可证的？你在自己租的地方修房子，谁管你啊！
在房子被拆掉之后的十几天里，邹永安一直痛苦地后悔，他自己当时修学校的心太切，放松了自己头脑中的那根弦。让他放松的原因，一是租给他土地的公司单方面承诺“什么都可以修”；而另一方面，则确实因为周围乱垮垮的东倒西歪毫无规划的建筑给了他信心。他想，自己本来是修学校，也是做好事。另外，他还想：如果政府今后规划要用这块地，我再拆掉也不迟，毕竟可以让孩子们用几年新校舍啊。
按当地有关规定，要取得合法的建筑许可证，必须取得建筑用地的使用权，而不是租用土地。以民工学校的经济实力显然不可能买得12亩地的使用权。这使得邹永安的建校梦从最初就在危险境地上徘徊。然而，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危险他并没有察觉，那就是他的学校过于迅猛的发展。按照有关部门的设想，他只是作为替补，填补两所公办学校容纳不下的生源。但是，他在一学期之内就改变了这样的局面，已大大地威胁到公办学校作为主流的格局。即便如此，也并不可怕，只要他按当地有关部门的暗示，每个学生抽100元钱上缴，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不谙世情的邹永安却没有这么做，不仅没有这么做，他甚至连教育部门推销来的教材以及当地派出所摊下的保安费用也不接受。这样做的后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邹永安说，他不是不懂事，而是如果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悉数都接受了，他办学可能就没事，但办学成本将大大提高，民工子女们的教学费用将大幅度提高，他的学校也没什么优势可言了。
就这样，邹永安这个世俗的盲人骑着瞎马一路走着。其间他也努力争取过，他们一次次把地质勘测材料和教学楼施工图纸送到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手中，但对方根本不看。大家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三个月的施工期其实很短，就在邹永安暗自庆幸教学楼即将竣工的时候，一纸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送了下来。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做出的决定。但因为暗合了不久以前有人无数次在邹永安面前说的“你修什么都可以，修学校就一定要拆”的说法。这使得邹永安有一种难言的愤懑。他想：我无非就是想修一所学校？难道这成了多坏多坏的事情了？如果真要拆的话，这方圆几公里的房子起码要拆掉80%。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他一面想办法向上级部门申诉，一方面在暗暗祈求老天爷，因为在他办学几年的经验里，他已经无数次“非法”过。前几次封校的行政处罚书也使他面对过同样的危机，结果都出现了一些转机。这也可能是他对那幢非法建筑存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他暗暗在赌：他在赌有关部门的决策人们的不忍。因为他这样像孤儿一样的民工学校办学人还是会引起一些公务员的感动或同情的。
然而，这一次他的运气没有一年前那么好。而且恰好又遇上本月是“成都拆除违章建筑月”，他这个占地12亩建筑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非法建筑显然可以成为一个重大的拆违成就写进报章和工作总结的。因此，6月20日，上百名执法队伍和四台推土机来了，由于事先将邹永安和冯平带到派出所，又有人控制了学校校门，楼拆得异常顺利。工地上甚至没一人听见一声哭声。只有很多学生家长远远地站在远处流泪……
当天，成都市的所有新闻媒体接到通知，对此事不做报道。
这一天，邹永安的心都快痛碎了。
不是结局的结局
收拾了大楼的残骸，把欠修房民工的工资结了。邹永安于6月23日赶往北京，他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育部主管社会力量办学的相关部门，陈述自己发展无门的痛苦。他准备的材料和照片引来相关同志们的同情和安慰。但大家除了表示同情和安慰之外，也爱莫能助。因为，毕竟他修的是一幢非法建筑。然而，就这样，也让邹永安感到温暖了，因为作为现在的他，哪怕是一个同情的眼神也是他所感激的。
令他感激的还有他学校里的70多位教职员工，在学校遭遇到沉重打击的时候，他们自发开会，表示支持邹永安把学校撑下去。
令邹永安感动的还有一些学生家长，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学校表示自己的支持。他们有的冒险溜进拆楼现场，拍下了拆楼的场景。他们有的借钱把拖欠的学费补上。一位几十年没拿起过笔的老鞋匠用烟盒写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扬帆之歌》，诗中很朴实地写着：扬帆，扬帆；励（历）尽艰辛，树起旗杆；顶着狂风，踏在浪尖。压不倒你的是困难，阻不住你的是高山……
很多学生，用自己的作业本做成明信片，送给邹永安和老师们。
在拆楼后的十几天里，又有42名学生来到扬帆学校来报名，他们说，如果没拆楼，他们也许不会来……
邹永安又开始奔忙了，他要在开学之前，在拆掉的违章教学楼原址上，修一些合法的简易房。他说，看来民工孩子们坐简易教室本来就是命定的……
截至笔者采访这一天，他们已送出去两星期的申请建简易房的申请还没得到答复，而一纸要求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正本、副本交回教育局进行审核的通知却让他们心惊胆战地送了下来……
采访后记：
关注城市移民“第二代”
在对邹永安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数次采访中，感受最深的，便是城市移民“第二代”，这些跟着父母从乡下来的孩子们眼里总是充满了疑问，他们总爱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