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票连篇立奇证满屋存
63岁的陈嘉荣是天津市渤海无线电厂退休干部，30多年来，寸积尺累收买了一万余张票证及类票证，整理成册的藏品占满了不大的房间。
谈及爱好的由来，陈嘉荣苦涩而无奈。1963年，陈嘉荣与爱人王玉玲结婚，那时，每个职工每年的布票定额是一丈七尺三寸，为了让婚事体面一些，陈嘉荣的父亲承诺儿子一定要做四床被子。有了这个目标，为了凑齐四床被子里面所需的布票，陈氏父子开始提着小礼品走访亲朋好友。那时的布票是金贵品，也是父母给孩子预留的男婚女嫁时的重要财产之一。关系过硬的亲戚朋友在三口人的布票中让出两口人的定量，暂时借出来救急。结果，一大圈跑下来，只凑够了三床被子的布票，而且就是这些布票，还齐了也要付出几年不添衣服的代价。无奈之下，陈老先生决定给儿子借一床被子凑数。婚礼如期举行，四床被子也如期摆在新房的床头，只是新婚第二天，借来的被子就还了回去。陈嘉荣愧疚地看着妻子，总有一种说谎的感觉和一张票难倒英雄汉的无奈，也就是从那时起，陈嘉荣的心里涌起了一种票证情结。
看着陈嘉荣的藏品，仿佛在看一块块历史的化石。除了比较熟悉的粮票、布票之外，在那些五花八门的糕点票、烟筒票、鞋票、白菜票、豆腐票、糖票、卫生纸票、大粪票、冰棍票、油条票后面，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人们提着篮子焦急等待拿到自己应得那一份的渴望眼神。
奇中见奇的是，许多票证的面额小得不可思议，比如1两的鱼票、1两的鸡蛋票、0.55钱的油票、1厘米的布票、2两的酱油票，如果单用其中的一张去买东西，这些票只能买回来一段鱼尾、半个鸡蛋，或者相当于半瓶眼药水的花生油和指甲盖长短的一块布。
印章和指示票证记历史
票证之外，陈嘉荣还藏有多种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史资料，包括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比如1963年天津市防汛(专题，图库)期间一线人员每人每天补助1钱食油的文件－－－《关于对第一线防汛人员粮油补助的补充意见》，其中第4条规定“夜间加班超过11点另补助粮食3两”，第6条明确“食油补助，凡经区指挥部统一组织的防汛队伍去第一线的每天每人补助食油一钱”，还有天津市副食公司关于召开鸡蛋、鸭蛋分配会议的通知，居民购买2角钱以下猪肉暂不收票证的小字报等。
作为最真实还原历史的票证，盖在上面的章、写在上面的字已经构成了一种票证文化。陈嘉荣自己的结婚证背面就盖着“床铺已购－－－南马路木器行”的大红戳记和“油一斤已发”等字样，生小孩时产科医院在婴儿出生证明背面写上的“鸡蛋二斤、糖三斤、油布一块、芝麻一斤”的字样。
陈嘉荣的藏品中还有一封1967年开出的两级介绍信：“物资回收公司负责同志：兹有我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刘殿奉同志前往贵处购买破旧衣服，只因农业需用，请解决。”下面是天津市北郊区霍庄子人民公社和天津市北郊区霍庄子人民公社芦新河生产大队的两枚大红印章。据陈嘉荣介绍，这种公社和大队开具的两级介绍信也不多见。记者联系到现在北辰区(原北郊区)西堤头镇芦新河村委会工作的刘殿奉的女儿刘冠荣，但是刘冠荣称，其父刘殿奉已经去世，当时她年纪尚小，对父亲的事不太清楚。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下属第一物资回收公司的一位退休业务经理告诉记者，这可能是一封误开的介绍信，按照物回系统当时规定，农业人口只有购买生产资料如有色金属、铁料等时才需要开具公社和大队的两级介绍信，破旧衣服与废塑料、生活废物等属于杂物料，购买时无需介绍信。之所以开出这样的介绍信，要么是和别的信件一起开出，要么就是对规定不太清楚，担心跑冤枉道，开封介绍信，来个双保险。
当时有些地方的粮本上印着了毛主席的指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个国家的领袖直接关注到青菜、萝卜，足以看出当时物质的极度匮乏。出入废品站花光退休金
这一万余张票证都是怎么来的？
据陈嘉荣介绍，开始是从亲朋好友家要来的，后来，数量多了，门类全了，就去物回部门去挖去买，或者按照全国票证协会会员提供的信息汇款去买。陈嘉荣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为了找到有价值的票证，在故纸堆里一蹲就是一天。
有关天津的票证大部分都是从南开区、红桥区废品回收站以高于废品三倍的价钱买来的，另一个来源是各区饮食公司和商业局处理的旧物。这些破旧的纸制品花费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和每月的退休金，好在爱人支持，把这些东西看做了家里的一个“成员”。
1976年，陈嘉荣从厂办公室调至外勤部门，由于自静而动岗位变化，粮食定量每月上涨3斤，车间证明工作变动的证明信，厂粮食科盖章，街道粮食管理办公室备案，最后才能到粮店改写定量。陈嘉荣说，端详票证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不仅是一万余张票证带来的成就感，更是从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起伏和时代的变迁，记住昨天是为了珍重今天。
在陈嘉荣的梳理下，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脉络清晰起来－－－
1960年因居民排队购买白酒情况严重，实行每人一次限购100-200克。3月15日开始买糕点收粮票，每人每月供应半市斤。
1961年，城市人口每人发放布票7.4市尺，农业人口每人发放布票6.5市尺。
1973年，天津发行了全国独一无二的面袋布票，即每户3尺白布专做面袋之用。
从1969年到1983年居民定量布票，不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一律按每人17.3市尺发放，1984年敞开供应。
凭工业本每月可买一缕白线，一缕黑线。火柴每人每月两盒，洗衣粉、肥皂每人每月一袋或一块。
工业票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买一块国产手表需要60张工业票。
据统计，自1955年9月印制第一版天津市地方粮票起，至1993年4月1日粮票停止流通前，在近38年的时间里，天津共印制使用了14个年版、35种名称、150多个面额，票面额总计15亿公斤。票证有特供图案花样多
据了解，当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票证的尺寸千差万别，有横式、竖式、齿状和正方形。有的票证与人民币10元大小相同，而有的票证只有1厘米大小。面额大的在千斤、万斤以及10尺以上，面额小的仅为1钱或1寸以下。计量单位从旧秤市制到最新的千克制、公米制，应有尽有。
票证的设计也风格各异，有的有精美图案，有的将风景名胜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设计在票证上，如：陕西的兵马俑、广西的象鼻山西藏的布达拉宫、黄果树瀑布及云南的石林等。有的无图案而且纸质差，尤其是早期票证，只在纸上印上一些字，有的用铅印、油印，大多数票证上面还盖有有关部门的公章，有的还印有编号，“文革”时期还发放了一些带语录的票证，色彩偏重红色，图案多为红旗、红太阳、手捧“红宝书”的工农兵，收藏者称为“语录票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放开了部分工业消费品和城市重要副食品价格。一直到1996年，取消煤本标志着票证在天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他为什么要买18斤点心渣
在陈嘉荣的藏品中，有一张已经泛黄而且飞了毛边的小纸条，是天津市河东区文化馆的便签，上面写道“郭庄子菜品核算店：兹有我单位干部王文治同志前来购买高级点心处理品十八斤整。请给予照顾。此礼63.3.14”，日期上盖有文化馆的大红印章。据陈嘉荣介绍，这封介绍信是偶然从一家废品收购站买到的，但始终不知道它的来历，算是他心里长时间的一个遗憾。
那么，这位神秘的“王文治同志”当年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一次买18斤的点心渣，买回去之后是自己吃还是另有别的用途。记者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退休不久的原新蕾出版社美术编辑王文治。
◆饿急了吃咸萝卜喝开水
据王文治回忆，他1958年毕业分配到百花出版社，1960年2月17日，下放到河北省霸县劳动，当时只有24岁，粮食的匮乏和繁重的农活让他几乎每一天都处于吃不饱状态，双腿肿到膝盖以上。按规定，下放干部每人每月补助20斤水腌白萝卜，夜里饿得实在心慌了，只好起来咬几口，咸得从喉咙深处往外冒火，接着狂灌一肚子开水，然后勉强躺下蜷身而睡。
1962年秋天，王文治回到天津，分到河东区文化馆，和另外两个单身青年一起住在剧场灯光室旁的空屋子里，吃饭在区政府食堂，那时，他每月34斤粮食定量，父亲在北京，已经工作的他不愿意在探望父亲的时候再占用老人的粮票，所以，每月精打细算，强制自己必须把花费控制在30斤之内。
◆片片点心渣喷香度饥荒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破除迷信的宣传高潮时期，负责美术辅导的王文治一面帮着河东区街道俱乐部出版刻印16开宣传小册子，一面在郭庄子一带的老居民区走家串户宣传科学。由于副食品紧缺，34斤的粮食定量让最多一顿吃了13个近3两一个馒头的王文治来说，总是半饥半饱。当时，家境富裕一点的人可以到食品店买些点心贴补一下亏欠的肚子，但是，买点心不仅要花费粮票，而且统一价格6角钱1斤的普通糕点长期无货，高级糕点(相当于现在的“八件”)要7元2角1斤，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1963年3月14日，王文治找文化馆领导开出了这封介绍信。拿着这封信，他就可以享受免收粮票而且按照6角钱一斤计价的优惠。
至于为什么开出18斤的数量，王文治解释，这是给副食店留出了余量。因为商店也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有了单位介绍信，就可以按照18斤足额提出来，但是卖给介绍信持有者的最多超不过4斤。
如今已过花甲的王文治说，那时候，早晨起来，看着窗外的朝阳，一捧点心渣，一杯白开水，囫囵吞下，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大餐了。
天津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