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武汉某著名大学的一个国家级实验室，召开一个学术成果评审会议，邀请了国内同行业最知名的专家──一位院士，来参加评审。负责会务工作的处长后来告诉我们，这个院士的派头之大，完全是前所未闻。首先他说自己有一个随行人员，要求主办方包来回程机票，因为这几年正是高校银子特别多的时间，也就不在乎。结果这个随行人员一到，大家都难免大吃一惊，这位院士已经年逾古稀，对方是一个韶龄少妇，而且公然就住在一起，毫无避讳的意思，也算是君子坦荡荡了。这个国家级实验室的负责人还对笔者说，因为经费太多，实际上科研做得很不好，一些关键人物和学科带头人，动不动就出国去呆着，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国家已经连续两年给这个实验室亮了两次黄牌，再没有像样的科技成果，这个实验室就要取消国家级资格了，因此学校也很着急，一着急就又给了1000万经费，结果又加强了出国风。他作为负责人很困难，也没有办法去管这些教授，提建议都要等机会，等一个对方愿意听而且不会跳起来的机会。因为上面的高人老是出国，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经常来找他提意见，而且工作不热心，他没有办法，也只好以哄为主，教授出国，就安排工作人员去游一下三峡吧，免得他们软抗，工作无法推动。也是这所大学，一个小有成就的教授，五十来岁就死了，他的同僚说起他来，就说这个人不早死才奇怪，平时生活说如此放纵，精力早已透支，他老婆从来都在晚上见不到他的人，整天在家里跟他吵架。
对于国人寄予厚望的“863工程”，一位知情者的说法着实叫人大吃一惊。他说这个所谓的“863工程”就其操作方式来说，主要是一个科研经费和学术地位成长的分赃计划，是由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积累比较多的那些人，按照自己从事的专业来决定国家应该拿钱扶持什么方面的项目研究，研究什么内容，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最终成果评定也是内部人进行。他还说这样一个操作机制，自己决定项目、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最后还是自己在那里决算和验收，如果是用在修高速公路上，检察院早就可以抓人了，这些人也早就应该锒铛入狱了，但是这样的机制用在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科技领域，竟然就可以长期畅通无阻。这样的学术课题选择机制，使得中国有限的科研资源分配与社会需要相脱节，乃是应有之义，如果反而适应了社会需要，那倒是与“瞎猫每次都碰到死老鼠”的可能性差不多；而且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应用，需要多个方面的精诚合作与长期攻关，尤其需要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与攻关，这些要求刚刚好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资源分配体制内无法体现，因此缺乏成果进入社会应用领域，当然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今天流入学术领域的经济资源，许多就是这样地按照既定的地位决定着未来的分配，并且已经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学术界里许多人试图把这样的分配份额变成可继承的遗产，进行代代相传。
在中国最高科研机构里，这两年的经费也大幅度增加，结果钱多到无法用完的地步。于是，这个机构就大量用这样的经费，聘请海龟，给予年薪数十万元的高薪。这些海龟许多人并没有什么真材实料，主要就是文凭比较香一些，许多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要适应中国的具体科研条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说穿了许多人目前只有“学徒工”的实力，这些人的工作方式也就是每周到办公室去两个半天。这么一来，原来兢兢业业工作的人，都不爱干了，干死干活也只有几千元一个月，多数人的积极性被彻底打击下去了。
还有北京一个著名高校，里面有一个文科的重点学科，因为学校国家给的钱多，竟然分到了800万的研究经费，这个学科主要的研究说穿了就是看书写文章，书由学校的图书馆供应，自己的图书室只补充少量的新书。这个钱完全没有办法用完。这个学科总共有8个人，日常就想办法变着法儿花钱，今天这个去美国，明天那个去欧洲，反正什么花钱就折腾什么，钱不花完的话，下一个拨款时间段的经费数量就要减少，因此大家有共同的义务维护这个拨款额度不减少。
大学经费多还有另外的奇闻，一个当编辑的朋友告诉我，一个大学的某重点科系曾经要跟他们合作，每年给杂志多少经费，而杂志则要每年给发多少篇稿子做回报。因为这个杂志是相关机构定的所谓核心刊物，再上面发了稿子之后，按照大学通行的惯例，就等于有了学术成果，可以进入统计数据，标志学术进步和科研成果，甚至可以推进一个大学的排位变化。
这就是我了解到的中国高等知识精英的现状，这就是我们国家准备指靠他们来实现科技进步和社会科学建设的高人，到底是这些高人参与并建设了一个自肥体制，还是反过来体制问题束缚了人？是人决定了体制还是反过来体制决定了人？今天学界和舆论都说中国一定不能搞技术研究，只能跟着西方的屁股后头爬，这到底是为特定人群推卸他们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还是说中国确实真不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才物质条件？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去追问的，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不是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欢迎大家补充。
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青年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