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看清了官僚主义。
对于火灾损失，有关部门讳莫如深，曾有一位姓梁的处长在漠河指挥部对记者说：“有关领导对你们记者很不满，说记者把大火写得这么惨，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惨不惨？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北京几家主要报刊的记者在林业部参加一个小范围记者招待会得到的数字是：截止到５月１２日，直接经济损失２４·７亿元。这只是６天的数字，大火烧了２５天，损失到底有多大？无从知晓。
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是共产党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而共产党僵化的体制，也使共产党成为官僚主义者，这场大火，对共产党是不烧死的烧死。
－－－－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 邱兴亚
肆虐了２５个昼夜，夺去１９３条人命，让５万人无家可归，将一县两镇夷为平地，把８５万立方米良材化为焦土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在漠河县城荒凉的废墟上，极不和谐地立着一栋红砖瓦房。这是该县县长高保兴和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秦宝山的家。一无所有的灾民分光了高县长家的东西。一个司机愤怒得差点把高县长碾死，因为自己的家人全都成了火下冤魂。
大火进城时，秦副科长动用了全县６辆消防车中的３辆，拼命地给这栋房子浇水，为了保住它，甚至用推土机推倒了旁边的民房。与此同时，县武装部弹药库着火了，却调不动１辆消防车。
灾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考验。在突发的灾变中，人性真实的一面在激烈的矛盾与痛苦的选择中无处遁形。回看这场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森林大火，不难发现一种可悲的现实，“高县长”和“秦副科长”这类极端自私，草菅人命的昏官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５月６日下午，在大火骤燃的时刻，漠河县常委会会议照样按部就班地进行；８日凌晨２时，大火吞噬着大批民宅，县里继续开会，一开就是两个多小时。大火也烧不散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的会议。８日夜晚狂风大作，火光烧红了夜空。２１点３０分，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可是教导员一下车就被叫去参加会议。直到２３点４５分，县里的几个头头仍在争论“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此刻时间就是生命，森警们望着直扑进城的大火急得直跺脚．．．．．．
古莲的火起初并不大，到７日上午明火已被扑灭，但负责指挥的漠河县委副书记李永庆没有把握老天爷给的最后一线生机消灭残火，他躲到面包车里优哉游哉地吃罐头去了。当火借风势卷土重来之时，李副书记钻进小轿车逃回县城，第一件事就是疏散家人。
漠河县委王书记显然明白自己的职责，她及时动员了全县的壮劳力上山打火。可她不明白，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匹夫之勇、争强好胜更管用。当大兴安岭地区方面一次次来电询问火情时，她都没有如实汇报；图强林业局自动请缨支援，也被这个女强人谢绝了。不久，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便葬身于火海之中。
大火烧了半个月，身为林业部部长的杨钟都没有在第一线露脸，直到大火被全部扑灭，他也没作任何检讨。据说他得了慢性病在住院，奇怪的是，他却有体力出席外事活动。人们气愤地说：“就是用担架抬着，他也应该到现场来啊？！”
够了够了，官僚主义在这场大火中表现得太淋漓尽致了。谁如果还不大清楚何为官僚主义，不妨重新翻开这场特大火灾留下的沉重记录，“鲜活”的事例俯拾皆是。在熊熊大火的映照下，大兴安岭的老百姓方痛心疾首地看见，官僚主义已经如此严重地侵蚀了管理层的肌体。
火灾刚发生时，如果指挥有方、应变积极，完全有可能及时控制火势，伤亡和损失也不致于那么惨重。但是，官僚主义在扑火救灾中占了上风。拖沓低效的作风、敷衍逃避的态度、好大喜功的积习怎能抵挡漫山遍野的烈火？
因为防火管理者麻痹大意，火灾前发布的有关规定成了一纸空文，重大的气象变化也没有触动官僚主义者的神经，大兴安岭怎能躲得过这场大难？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一位副科长手里，８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５个，恰恰是着火的北三局没被通知到。５月５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但县防火办主任却把警报截留在办公室，没有向上汇报。
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灾后作的反省，点破了官僚主义滋生的根源，“僵化的体制，也使我们成为官僚主义者。”条块分割的体制结构，使大兴安岭的防火工作先天不足，早早为灾变埋下了火种。
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直属的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归属问题经常扯皮。“一个媳妇三个婆婆”，注定了大兴安岭的命运：对每年实现的丰厚利润，各方都虎视眈眈，极欲分一杯羹；而一旦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大家就都互相推诿。
每年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大兴安岭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就连提留的５０００万元育林基金，也被林业部移走相当大一部分，真正用在防火上的不多了。
林区道路是快速扑灭山火不能缺少的“硬件”。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皮球踢来踢去，最后谁也不肯掏腰包。以煤代木，既节约木材，又可防火。大兴安岭林业局想修一条路连通附近的古莲煤矿，由于不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要钱，只好找到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指标。大兴安岭想从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
这场特大森林火灾，不是天灾，实为人祸，是大自然对官僚主义的一次集中报复。但愿这一以血泪和生命得来的教训能走进更多的人的记忆中，特别是走进管理者的记忆中。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才是消灭官僚主义的根本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