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腐败的两大公式

中国社会的腐败主体历经多年摸索、试验、扩展，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腐败模式。腐败既已遍布各行各业、各层各面，又已与各种制约性因素融为一体；腐败本身既力量强大坚韧，又根深蒂固。为了对抗和消化各种限制性因素、尤其是为了消解体制本身的反腐机制，腐败势力自然衍化出一种自我复制、不断延伸扩张的癌细胞功能。腐 败势力延伸的结果是联结成一张张腐败之网，这种网络至今已深深嵌入整个权力体系和 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一种存在。是的，腐败在今天已成为几乎每个中国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既然无法回避，于是它就成为一种习俗、一种文化，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所以有时候即使倾全社会之力来对付某一腐败个案，都难免有抓着自己头发往上提的无从用力之尴尬。远华案是一例，最近在民间引起群情激愤的刘涌案是又
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案例。

　　今天的腐败已到了何种程度？外人不清楚，以为这样的问题不好回答，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心中有数。他们有两个简单公式，可以轻松推导出社会腐败全貌。公式一： 凡媒体公开报导的腐败案件，可断定其披露的腐败程度只及实际程度的大约十分之一、 最多十分之三。公式二：凡媒体报导某人如何腐败，即基本可断定与他职务处境相同者都差不多腐败，鲜有例外。

　　凭此两个公式，只要参照媒体公开披露的腐败案例，就可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全中国的腐 败程度。上述公式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学问很深、其来有自，笔者试剖析如下：

　　公式一：经过几十年打磨较量，现在的腐败分子道行越来越深、经验越来越丰富、手法 越来越老到，作弊所留尾巴越来越少。就算你明知他腐败严重，最后可找到作为定刑依据的证据，往往也少得可怜──这是现代法制的局限和悲哀。

　　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腐败分子靠吃独食能够长大。为了顺利持久地腐败下去，腐败分子无一不投下巨资编织关系大网。关系网从编织到维持，都需要利益喂养；因此，腐 败所得，很大一部分在此被摊薄了。这样的关系网往往非同小可，牵一发可动全身。一 般办案，为避免株连过甚、波动过大，都会小心不直接掀动这样的关系网──否则，网外 有网、网上有网、网网相连、重重叠叠，一个案子就可瘫痪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甚至直撼中央、“直指高层”。如此一来，“稳定”又如何保障？政府反腐的目的本就在于防止腐败过甚伤及稳定，如此“真反”，岂非舍本逐末？因此，即使撇开关系网的自我防护功能不谈，案件中被披露、被彻查的情节大多数时候也只会是少数。适可而止、保 护大多数，这是官场潜规则。其它线索可以先留着，待以后政治上有需要再用──因此， 虽然据报载现在执政当局颇为着力于反腐败，却也难免不被人解读为一种政治运作的信 号。

　　公式二：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权力、同样的处境、同样的约束力、差不多的人性，如果 其中某人没有任何特殊原因（既非天性恶劣、又非精神异常）就自然“堕落”为腐败分子，那么其他人有可能不“堕落”吗？他们凭什么抵御同样的诱惑、抑制同样的人性？ 共产主义信念的说法恐怕已近荒诞；当今之世，中国的实事难办，普遍的逆向选择机制， 最易于消磨有志者的济世情怀。有机会再上层楼、从而可能自我克制的毕竟只是少数（ 且不说在现实条件下，在权力阶梯中的上升也主要取决于关系网的建造和维持，现在力 争上游的人也总会有无望再上的一天），象朱熔基那样的天纵之才更是绝少数。因此， 可以设想，大多数手握权力者都只是和你我差不多的普通人，大家有着差不多的七情六欲。当诱惑极大、风险极小之时，作为“理性人”，能不试图“潇洒走一回”？

　　有了“一回”，就会有“回回”；一旦尝过猫腻的鲜味，就再也难以忍受粗茶淡饭，这是普遍的人性。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腐败是所谓“体制性腐败”，腐败的基本依托是 公共权力。只要公权力没有被极大削弱，只要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 来，腐败现象就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上层再坚定的反腐意志，也必须借助下层来操作和 落实。权威主义的政府，注定难以对自己的权力基础──官僚系统及其传统──开战（毛泽 东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做过试验，结果以惨败收场）。虽然新加坡有从严治吏、重典先及于官吏的成功经验，但在蕞尔小国行之有效的成法验方，能否奏效于泱泱大国？需要打个问号。

　　任何制度体制，本质上都是解决一个权利和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任何有资格参与制度设计的人，都会想方设法使最后分配方式尽可能有利于己。因此，只有当制度设计没有被既得利益者所垄断，只有这种设计充分尊重大多数相关人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意见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实现最大可能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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