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调查安徽“红顶商人”

特约撰稿司德利“这次你们《中国经营报》立了大功了！”8月26日上午，身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称中纪委)特约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邵道生教授向本报记者表示，“你们此前报道的《安徽‘红顶商人’调查》(详见本报6月16日第1510期头版)引起了中央的充分重视！”

　　尽管出于自身职位的原因，邵教授表示“不便于对此事进行多谈”，但记者在安徽采访时还是了解到，本报刊出的《安徽“红顶商人”调查》一文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还引起了中纪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现在中纪委对你所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已经作过调查，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8月27日，安徽省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安徽“红顶商人”受到中纪委调查

　　“自你们在那篇(《安徽‘红顶商人’调查》)文章中报道过我们市委书记兼职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后，中纪委就来人作过调查了。”8月28日下午，安徽芜湖市政府有关官员非常明确地向记者表示。

　　芜湖市市委书记詹夏来是被本报报道后颇受瞩目的“红顶商人”。他现在仍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兼任芜湖奇瑞汽车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并没有查出什么。”该官员表示，“因为我们市委书记既没有从奇瑞公司拿工资，也没有从这个厂里报销过任何发票。”

　　据披露，本报此前提起的曾兼任安徽界首市沙河酒厂厂长、现任界首市市长的王显义也受到了中纪委的调查。据王显义本人向外界透露，前些天，中纪委的同志曾来找过他。“到市财政局查账、到沙河酒厂查账，还询问了包括沙河酒厂现任厂长、界首市市委书记在内的不少人。”

　　而且，中纪委的调查重点是王显义在兼职期间有没有腐败行为，主要包括是否从市政府和沙河酒厂领取双份工资，以及是否在酒厂报销一些不该报销的费用。

　　据了解，中纪委此次直奔安徽，还先后调查了本报提到的其他一些“红顶商人”。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调查的重点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也觉察到了在该省大量存在着的“红顶商人”现象，该省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着手调查‘红顶商人’”。

　　不过，此次调查后，“红顶商人”现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调查也是不了了之。安徽省委组织部办公监督处的一位人士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

　　“中纪委的这次调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知情人士表示。

　　有关“红顶商人”未来走向的多种版本

　　现在，坊间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界首市市长王显义已经辞退该市沙河酒厂厂长职务；而在芜湖较为盛行的一个版本则是：到今年年底，詹夏来“可能要辞去市委书记的职位，专干董事长”。

　　尽管记者并没有从芜湖市有关部门对此得到证实，但该市新闻办公室的一位人士表示：“今年我们市委书记肯定会做出取舍，也就是说要辞去其中的一个职务。以后要看‘上面’是怎么安排的了。”

　　一位业内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分多种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好，政府为了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中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中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兼职亳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创始人王效金就属于前者。想当初，王带领着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拼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据了解，在古井集团最辉煌的时候，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而在古井集团的业绩达到巅峰时刻，王效金便被推到了亳州市“市委常委”的位置。

　　现在，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特别是前两年，古井集团更是举步维艰，亳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在一些例会上，市里部分领导会经常这样说，‘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不过，也有熟悉王效金的亳州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王效金当上市委常委后，“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干预市场。”他告诉记者，目前，古井集团业绩下滑除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的原因外，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亳州市的酒厂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家。”

　　“王效金现在考虑的大多是怎么把古井的业绩再拉上来。”亳

　　州市的这位官员感叹，所以，王效金并不着急自己的市委常委一职是留还是弃。

　　王显义则属于后者。2002年2月，他以界首市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厂长。现在，沙河酒厂终于稍有起色。但王最大的感叹不在于此，而是在他的市长职位让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因为“和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的头头脑脑经常有机会见面，相处就容易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王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而詹夏来的“红顶商人”的背景与王效金和王显义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詹夏来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一号工程”启动。詹夏来从那时起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或者说，詹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应该说，市委书记对奇瑞还是蛮有感情的。奇瑞现在的发展少不掉他的功劳。”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当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单一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警惕“红顶商人”的另类腐败

　　“不管怎么说，我始终不看好‘红顶商人’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有相当大的危害。”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一个人能将企业搞好，未必就能管理好经济和社会；“官员”当得好，未必就能成为市场上的好手、经营上的骁将。硬以各种理由把这两重角色拧在一起，既体现了决策者对社会公众的不尊重，也体现了其对市场的藐视、对竞争的无知。

　　而且，“红顶商人”还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显然，“红顶企业”的种种政策优惠，对于那些没有获得政府资源的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歧视性待遇，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公。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的一位专家针对“红顶商人”现象也表示，这种“红顶企业”现象在江苏一些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一时难以消失。他认为，目前的这种“红顶企业”现象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有其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该专家表示，首先，要明确这种“红顶企业”现象的大量存在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政府官员是“裁判员”，制定有关政策，从宏观上指导和解决有关问题，参与经营，兼职“运动员”，难免会滋生各种保护措施，甚至腐败。

　　其次，“红顶现象”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国企要进入市场，领导兼职则是一种优惠，是与民争利的表现。表面看来是暂时得利，但从长远看，企业将失去其独立的创新能力、发展的动力和竞争的能力，难与市场接轨。

　　三是不利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这种“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兼职现象使执法部门无所适从，难以管理，工商部门如何去管理一个兼职厂长的县委书记？

　　邵道生教授则向本报记者呼吁：“我们要注意到一些‘红顶商人’的另类腐败。”“譬如‘腐败期权化’。即今天我为你企业、公司效了力、发了财，但是，我不要求你直接回报，而是等我退休以后再回报给我，或者等我的儿子女儿出国留学时，你做老板的直接去‘赞助’他(她)们上学。”

　　“请问，对这种情况你怎么查？你怎么查都查不到。那些当官的完全可以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完全为公，一心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啊！”邵道生说，至于谈到“红顶商人”所管的企业得到发展的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利用手中的权，集中一个地区的“优势资源”为一二个企业服务，向自己所管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这个企业能不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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