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已是文革后期，我到长春去参加一个科技会议，因我曾在长春大学当过一年多的助教，所以在那里认识人很多，会议是全国性的，并由该校主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聚到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其中多数是我学长和老师。
在会议进行中的一个晚上，有我认识的二位老教授，让大会主持人请我到他旅馆房间去聊聊，师长的邀请我当然得去赴约。
见面后聊了一些工作和会议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他们请我去的目的，以为是一般谈谈别后情况。其中一位姓王的老教授突然带着阴沉的脸说：“小兄弟，请你评评理，应该怎样去看我的生活问题。于是他就叙述起他家的住房情况，说到激动处，老泪纵横，我直劝他不要这样。
我知道他是在51年左右在美国取得博士后，凭着一腔爱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的热情回来的，回来后既定为教授，每次运动也受到些冲击，但这人比较埋头于业务，不大管其它事，所以冲击还不算大。可到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是厄运难逃，他经历了几次批斗，又下发农村。回校后，校方给他一间九平方米的破屋。
他哭诉着说：“我有一男一女，二个孩子，都大了，一家四口都挤在一间九平方米小屋，放两张双人床，两个孩子住上面，老两口一人一铺住下面。不仅如此，下雨时，屋还漏雨，有时半夜下雨，四人就得在屋里东躲西藏，有时实在躲不了了，也只能在屋里挨淋，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遭这个罪，这合理吗？到哪里说去？”
接着他又兴奋地说：“去年国家派他去坦噶尼喀，在技术上帮助他们。他们听说他是美国博士，又是中国教授，对他接待非常隆重，安排他住的是一栋豪华小楼，门口还派二人持枪站岗，里面还有不少人员是专门为他服务的。出门时，前面四辆摩托车开道，后面汽车护送，以保证我的安全。出国时也有不少大小官员到机场欢送，简直把我当了了不起的大人物。”
话峰一转，“等我一回国，还得回到九平方米的黑屋，你看待遇相差多大，简直是天壤之别，人家是这么尊重技术人员，我们这里又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他的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我看也没人回答得了。我想只能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侄儿毛新远总在宣传：“书读得越多越反动”，谁叫你读这么多书呢？”
最后只能劝劝他：“在这黑白不分的年代，多少好人被整，好多人才被埋没，很多情况与我们相似，下场比我们还惨”。事实上这些道理他都懂，正如胡耀帮对一个向他诉苦的人说：“谁叫你生在这个时代！”。
我看这就是为什么发生这悲剧的最完美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