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是1881年成立的，开始是美国最不可靠、最腐败、最保守、偏见性最大的报纸，原来是属于一个家庭的。Otis先生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是当兵的，洛杉矶这个城市的发展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他买了一大块沙漠，一点儿价值都没有，把别人的水给抢过来了，立刻值了很多钱。报纸从一成立之后，都是家族的私人工具，是他的房地产和饭店所有行业的宣传工具，后来传给他的女婿Chandler。1960年这个报纸基本是一个笑料，人家不当回事的一堆废纸。1960年第四任编辑Otis Chandler，他下决心把这个报纸办得跟《纽约时报》一样，增加了编辑的收入，很重要一个变化，让记者不要带着家族利益，让记者写自己的观点、自己想报道的事情。
《洛杉矶时报》变成一个严肃报纸实际是从1960年开始，开始获普利策奖。70年代，《洛杉矶时报》在某一方面仅次于《纽约时报》驻外分社、广告收入、发行量在60年代、70年代确实可以算是不错的。后来第四任编辑让位，第五任编辑是一个普通公司的CEO根本没当过记者，一点儿新闻经验没有，慢慢把公司的很多杂志、刊物变成Times Mirror集团。在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第二大媒体集团，可是第五任总裁上去慢慢把Times Mirror公司的其它刊物卖掉，他把编辑和广告之间的所谓防火墙给拆掉了，说版面没有收入广告就别要了，这对新闻行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很幸运，经济方面的运作我根本不用沾边。这个人是做CEO，他最终的目标是要让股东拿到钱，让股票的价值上升。但是这么做最后导致一个危机，Staples Cneter事件，赞助了洛杉矶新的体育场像洛杉矶胡人队、音乐会都在那儿举行。CEO与这家Staples Cneter公司搞了一个和约，一起出一个特刊，写软广告，特刊有二百万美金的利润，两家分了。Staples Cneter里面拿到一个VIP包厢，领导可以到里面看比赛，受到那边独家卖报纸的权利。这个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报纸的可信度受到打击，很多人说报纸不可信任我们不订了。报纸最后被卖给芝加哥先驱报集团，造成美国第二个最大城市没有当地经营报纸的局面。
原来我们的报纸很宽，打仗期间都是新闻，没有什么广告。但是平常一条新闻围的都是广告。现在分7个版面，周末15个版面。报纸卖给芝加哥先驱报集团之后有一些改善，新上任的编辑是从太阳报过来的，是办报世家，他的目的还是恢复像《纽约时报》一样。他采取了一些举措，原来的A版又是加州新闻又是国际新闻又是国内新闻，除了最重要的新闻，其它都放在B版，比如加州新闻、洛杉矶新闻都在B版。A版一般放头条，调查性新闻、讲故事类文章一般也抢着在A版登，我们按照英寸来计算文章的长短。一英寸等于350个英文字，十英寸以下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自己写，50英寸以上要批准，打仗的时候有例外，跟北京不太一样。
什么样的东西能登头版
什么样的东西能登头版呢？第一，有专门的编辑来管。 第二，很多时候登在头版的文章，是一个记者很长时间没有登文章了，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登头版，而不是从新闻价值来说是多么重要。报白宫跟鲍威尔的记者每天都要有报道，有长有短。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三四篇文章，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一篇没有，因为我是自由撰稿人，我的文章一般分两块。一个是一天能写出来的文章，一个是专题文章，专题95％左右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很少有上面指派任务给我，每日的日常新闻我自己都知道写什么，很少编辑告诉我写什么。新华通讯社也好，路透也好，一天看五六七次，看看有什么新的重要新闻线索。我自己写文章还是不写文章，主要是看看能不能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我如果只有两三个小时写出一篇稿子，问题是我能不能写得过路透社、美联社，我能不能增加报道的价值。如果做不过它，我就不写这个文章，除非这个报社非得要。
除了版面之外，我们驻外分社有23个，国内有9个，加州有5个。我们一般的工作是这样的，记者9点上班的时候，我们的稿子能到他们的桌子上电脑上。我们一天都是出去报道写东西，12点左右发出稿子他就能收到，上班的时候能够看到。9：30左右开编辑会议，决定每天要登什么东西。北京时间差不多一两点钟如果有什么更改或者有什么新东西还可以发出消息，到中午有消息我们还可以发，有一两个小时写出文章。印刷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插入文章，印出一百万份报纸，可能最后三十万有我的文章，前面的都没有。周期性还是有的，不像广播没有周期性，什么时候都一样。过了下午一两点，基本就是没必要发东西。发了稿子之后，一个编辑先给我们改稿子，编辑有两种，他能不改的就不改，让你发挥自己的长处。对喜欢改我稿子的编辑，我跟他就是讨价还价，我一定维持原样的一定要跟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认为不重要的他改就改了，他给我编辑完了之后给我发过来，我再改再给他发过去，有时候要做这么几个来回。国际记者也写体育也写电影，也写国家大事，也写IT，什么都不专，什么都写一点儿。国际记者给我们编好文章，然后再发到其它部门。有的体育或者IT是那边的编辑给我们看给我们改。我们有一个FOOD版，他们有自己的厨房在那儿，比如做一个报道，介绍中国豆腐给观众，可能要提供一个菜方，他要拿这个东西在自己的厨房按照你给他们提供的菜方做着看看是不是这个味道，这样给你把关的人很多，这样我很放心，给我挑刺比较多我也很感激，我写文章就怕有什么不准确的。
首先我是人，其次我是记者，最后我是美国记者
外国报道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我现在的编辑当中有很多是没有做过记者，也有很多是做过的。《洛杉矶时报》这些编辑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呆过的，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工作过，没有一个比较了解这儿的情况，有的时候觉得很失望，我写得再好人家也看不出来，人家也无所谓。甚至有一些特别荒唐的事情，有一个外电报道，河北有地震，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美联社报道地震造成万里长城出现裂缝，我说不是第一个，裂缝很多。我们作为特别大众化的报纸也要考虑到读者的问题，我们的读者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不知道邓小平是谁，不知道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有什么区别，地理位置在哪儿。写文章里面这些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就带来它自己的问题，要不解释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信息不够，人家不了解，信息不解释没法用，可是解释又变成问题，容易形成标签。朱溶基变成了经济沙皇，邓小平变成最高领袖，台湾变成分裂的省份，对中国人来说非常荒唐，他们不认为是这么回事，可是要有一个解释，要说清楚中国跟台湾现在是什么关系，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有很多写法。
过分依赖于同样的消息来源，外国媒体对中国报道重复太厉害，大家都写一样的东西，采访同样一小撮人。在中国很可惜，国内的信息来源非常丰富，国内媒体非常多，老是写那些东西对读者实际是很不利的。
在西方媒体里面，关于中国新闻的份量还是太少，更重视欧洲，同样一件事情，比如夏天的水灾，欧洲也有水灾，中国也有水灾，就是报道欧洲的多，或者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欧洲反应比中国反应更重视，这也是一个编辑的问题，也是记者的问题。
我自己遇到美国媒体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可信度，我觉得现在美国媒体在美国公民自己的眼里可信度比较差，人们对自己的报纸没有信心，觉得消息不可靠。有人问采访人不愿意署名怎么办，有的记者采访独家报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如果报道全是这种人，报道的基础很不牢固，可信性比较差。两样消息来源都可以用，可以署名的比如说一个学者，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我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不能用，这是比较差的。
读者的兴趣，前一段时间《新闻周刊》有一个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报道。《华夏文摘》看到我的报道，它觉得很纳闷，《洛杉矶时报》怎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我的同事也很奇怪，我怎么写已经过去了上千年的一件事情，这是读者兴趣的问题。在美国国际性的报道，20年以内下降了百分之七八十。电视这块下降的最明显，从原来国际报道占45％左右到现在有17％、18％。读者不感兴趣国际的，尤其是文化性、历史性的，很多人批评调查性的报纸就是不赚钱，只是给报纸增加风险。报纸公益性、事业性的问题我是非常重视的，好像在大学课程中，大学生不感兴趣历史那就取消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美国有一个有线电视台专门播国会开会讨论，关于政府方面的问题。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枯燥的，你不愿意看，可是总有人感兴趣。我写文章很多时候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到某个地方去采访，被采访对象不高兴打我一顿或者聚集打手毒打我，我在报道当中写不写这个问题？笔者挨了一顿揍，或者说一个外国记者到现场被虐待。我个人看法是，文章当中能毫无自己的迹象为佳。报道像镜子一样，你不要看镜子，你要看它反应的内容。对我自己来说，美国媒体最大的弊病是记者的明星化，记者本身成为新闻。中国慢慢也出现这种问题。打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美国记者，我在巴格达，我在某一个路口观察伊拉克兵，准备埋伏美国兵。我是不是告诉美国兵，免得他们被打死呢？或者我跟着美国兵，我拿不拿枪呢？我想绝对保持中立，绝对不拿枪。埋伏你自己国家的兵，你要考虑你首先是什么角色，先是记者还是先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我是人，其次我是记者，最后我是美国记者。我考虑我对人类提供服务，而不是对某一个国家进行义务。
我觉得三百块有点太小看人了
道德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收钱的，我也去了一些IT公司的发布会，打开文件夹的时候有一个信封，三百块人民币，我能推掉就推掉，给街上的穷人也行，或者用这个钱请人家吃饭也可以。我觉得三百块有点太小看人了。我采访之前一般先说游戏规则，我写这个文章是什么目标，我的立场是以被采访人的利益为重，同时我们有一个政策，写完了的稿不给被采访人来看，免得影熳詈蟮母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