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9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解读苏州“百官共廉”现象》却引起了我的一点兴趣。文章说：20多年来，苏州市出现了一种“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以及下属各县级市的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前后近百人，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这倒是十分的难能可贵了。我佩服新华社记者的眼光确实锐利，竟然能在腐败盛行的今天挖出这样的“廉洁新闻”来。不过转念一想，这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本来，不贪不占是大小官员、各级人民公仆最起码的要求，是最低的标准，就象工人每天要按时上班、学生要完成作业一样，都是最最起码的事。现在把这些官们达到的最起码的标准拿来大肆宣染，这有无必要呢？我们的媒体还有没有新闻眼呢？其实，媒体也有苦哀。
当大家连最起码的东西也做不到的时候，那么，这些能做到起码要求的，难道不值得歌颂吗？记得文革后，也着实报道了一批在“四人帮”时期坚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也树了不少在逆境中刻苦读书的学子典型。如今，在这不怎么廉洁的官场，能在苏州找到这片净土，实属不易，宣传一番也不为过。
不过，从文章中，也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破绽来的，最起码，记者同志在闪烁其词。你看，在“共廉”前加了多少个限制词。说的是“20多年来”的“市（地）委书记中”，“近10年”的市、县“一把手”、“在任职期间”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
换句话说，20年来在市长中、市地委的副职中，在10年前的县级一把手中有人受过处分，近10年在市、县四套班子非正职成员中有受处分的，有市县一把手在“任职期”外受过处分的，乡一级就不用说了。我这样分析相信也是站得住脚的。照这样说，市县以外、一把手以外、即使是一把手但在任职期以外出点事应该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了，所以，不影响“共廉”。
那么，这20多年来到底有多少领导干部出了事呢，想来记者同志也是有所了解的，否则，不会在这里用了这么多限制词以划定范围，只是不便在此公之于众罢了。由此，虽然不能说苏州除了限制词以内的这些干部是廉洁的，其他是不廉洁的，但至少可以说，在苏州的领导干部（乡一级以上）中，并不是象报纸上说的“共廉”了，而是有不少问题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我还要说的是，为什么这一把手就不太会出事呢？我承认，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确实素质要比其他人好一些，政治觉悟要高一些，但也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因为，我们目前的体制是：纪委、监察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同级监督机构查处谁不查处谁，得听一把手的。事实上，一把手基本是不受监督的，当然也就很少出事了。
这并不能证明一把手就都是廉洁的了。从文中，也可看出记者同志用心良苦啊！他们只说，没有“受到。。。。处分”，这是不是说，有些人也许已经犯事，但一时没有被揭露出来，尽管有人举报，只要未被查处的，仍然属清官行例。犹如河北程维高，在揭露出来以前，仍然是好官，郭光允们再有证据也没有用。
这里需要申明一点，我并不希望苏州的父母官出什么事。只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在这样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下，要保证这么多人不出点事是比较难的。不过，为了确保“不出事”，即使自己领地上的官员出了点事，也得千方百计保下来，或者起码不让记者同志知道。为官的不希望自己出事，当然也不希望自己部下出事，传出去多不光彩？这样，即使万般无柰真出了什么事，也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由此，我的“共廉净土”长不了的担心可能也是多余的。
其实，官员清廉本不值得张扬，更不能成为新闻，如果把它作为新闻来看待了，那不是在证明官员贪污腐败就属正常的了。现在官场的情况，记者同志应该比谁都明白，把腐败程度估计得高一点，一般不会出错，但要把清廉说过头了，却要承担违背“真实性”这一记者职业道德之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