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中的这些上访者有为自己讨公道的。如上海《报刊文摘》8月29日的《你代表谁？－－一个农民的悲惨际遇》，说的是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被本地区农委科教科所采购的假种子坑害，百万资产化为乌有，5年来上百次跑县、地区、省城和农业部申诉冤情，行程超过5万公里，添新债20多万元，落得夫妻二人疾病缠身，至今不知由谁来给他们一条生路。
还有些上访者是为了主持正义维护公共利益。比如，《民主与法制时报》8月26日载《人大代表死谏举报 十三贪官罪责难逃》，说的是安徽省肥西县农民、复员军人、乡人大代表侯守新与乡村腐败分子作斗争的经历。他代表村民们到县、省与北京上访，山穷水尽之时，于8月9日在“乡干部两年挥霍八百万 农民哭诉无门，来京求援”的条幅之下，服毒自杀。幸得武警战士急救脱险，并引起各级领导重视，保住了他的性命，并使一批贪官污吏得到惩处。
不论这些上访者是为人为己，甚至不论他们的上访是完全有理还是不完全有理，有一条则是肯定的：上访本身是合法的行为，是寻求在现行政治结构与社会秩序之内解决矛盾，其“不信春风唤不回”的执着，表现的是对上访对象的信任。不管哪级组织和部门的接访者，理应珍视这种信任，认真听取来访者的陈述，尽可能为他们排扰解难，至少是不应粗暴对待他们，激化社会矛盾。
而有些公人对上访者为何那么冷酷无情呢？
一部分人是对平民百姓没有感情，视人民群众如土芥。前引报道说，唐维君与他的律师到农业部上访，在飕飕寒风中陈情20分钟，好心的传达员把入门证都开好了，接访的L同志就是不同意他们进楼，并在电话中冷冷地说：“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一个“纠缠”道出了他对上访者的厌恶之情。此案中，呼玛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更是直言不讳：“唐维君那一百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在他心中，一个农民无论损失多少，都不值得他去为之讨公道而得罪有权的人。
更有人本是上访者控诉的对象，必欲利用职权置上访者于死地。唐维君被假种子所坑的个案是非明确，涉案者一查就清楚，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因为所在地区农委科教科购进假种子，加价卖给乡里，乡里加价卖给农民，当事各方共同构成一个非法利益同盟。他们自然要顶着中央与省里领导的批示、《人民日报》的批评，勾结当地执法部门无休止地拖下去。
央视《讲述》专栏讲述记者王克勤调查兰州黑证券公司时，那些黑社会性质的股市骗子振振有辞地对王说：“但你要清楚，稳定压倒一切，这些股民到处上访，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有悖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作为记者，你只能为国家帮忙，不能给国家添乱”。好一副“朕即国家”的口吻！不要以为从黑道骗子口里讲出这样的话纯属搞笑，他们真的很聪明，很善于拉大旗作虎皮，其声口酷肖那些压制上访群众和揭露性报道的贪官污吏。
这些骗子口中的“国家”，与马克思抨击的那些官僚主义者口中的“国家”异曲同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说：“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恩全集》第1卷第302页）
怎样对待上访群众，可以说是检验权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到底执政为谁的一根标尺。如果真的是“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就应该像最高法院所承诺的那样对待来信来访群众，耐心了解民情，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