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恐怕是令人始料未及的。必须指出的是，课题组的调查只调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这里的平均数和调查对象应当都不包括那些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如果要算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那部分毕业生的起薪点应该接近于零。今年是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初次就业率只有50%。我们心里应该有这个数。
这么一算，中国的高等教育将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它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让许多家庭为孩子的教育而倾家荡产之后，好不容易才毕业的孩子可能连养活自己都面临困难，更不用说还债和救家庭于水火。按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字，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2002年和今年这个数字应该略有提升吧？以平均每个家庭四口人计算，如果家中是两个劳动力，那么他们每人每年必须收入13720元，平均月工资1143元；如果是三个劳动力一个非劳力（这样的家庭很少），每个劳动力也必须每月挣回762元钱！也就是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其工资收入并没有比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高出多少，甚至旗鼓相当乃至更低。从个案上，这不足为奇，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享受高工资的特权。但是，如果高等教育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增进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的福利，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值得怀疑。这样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付出就需要检讨。不幸我们今天面对的 “赔本”比率是如此之高，世所罕见。
撇开高中三年的各种费用不谈，就说四年大学，以现在的大学收费行情，平均每年每个大学生的消费（含学费、住宿费等各种费用）至少当在一万元以上（一万元的标准，学生必须省吃俭用），四年合计就是四万元以上。其中最大的开支就是交给学校的学费和各种杂费。
一直有人认为是教育产业化导致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了中国百姓的敲骨吸髓的压榨机。我认为不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因为产业化，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产业化不够，才导致了今天的“高额垄断利润”！谁敢说今天的高等教育收费是竞争的价格？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等教育办学自由收费自由招什么学生开什么专业授什么文凭全自由，是优质低价还是优质优价，全由市场竞争决定。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这一切全是由行政决定的，都在行政审批的范围内。公办高等教育横行天下，私立高等教育只能充当职业培训机构，办学中还受到种种限制。《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允许民办教育合理赢利的条款终于出台，但具体的实施细则却阻在教育行政部门当中一直难产。当局的理由是受非典影响，专家已明确指出并非如此。依我看则是为了维护高等教育的垄断局面而已，能拖一日是一日。
中国也许是一九九八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以后高等教育领域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1998年，中国教育部决定采取海归经济学家汤敏的意见，扩招。其理由有三：1，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2，缓解当时的国有企业下岗压力；3，高等教育是立国之本。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在非市场的前提下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收费，而且收费越来越高。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政府教育投入最少、教育收费最高的国家。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而教育收费之高，则远居世界前列。据资料显示：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只有美国和日本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具体费用水平是：公立大学大约每年3000美元左右，私立大学标准较高，日本约需5－6千美元，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约需2－3万美元。 2003年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杂费上涨了9.8%，这是十年来上涨幅度最高的，食宿费也提高了6%，尽管如此，在校住宿的四年制大学的平均费用也仅仅上升到9663美元，折合人民币7万多元。而美、日两国的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几十倍，而大学的学费不过是其中的5％－10％，我国大学学费则已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46.15％，加拿大的比率为7.2％。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而占中国总人口70%以上的农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实际不到2000元，城镇人口人均年收入仅在6000元左右，平均每个中国人年收入仅在3000元上下。也就是说，美国人拿不到人均年收入一半的钱培养一个大学生，我们则必须拿出人均年收入13倍的钱来培养一个大学生！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年城镇小康型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6275元，三口之家日常开支按月人均300元计算，一年需10800元，年结余5475元。这5475元要承担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制度改革增加的各项支出。即使对小康家庭而言，目前的学费也已是他们承受的极限。如果把贫困、温饱型家庭加起来，有91％的城镇居民承担不了学费提高带来的经济压力，更别说农村的家庭。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就值得我们借鉴。在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对比一下我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就显得高多了，几乎高出近百倍。从最初的每人每学期1200元，提高到目前的5000－6000元。
与此同时，中国在校大学生数从一九九八年的七百八十万增加到了二00二年的一千六百万，增加了一倍多。毫无疑问，收费制度在其中“功不可没”。我坚决赞成扩招，但是坚决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教育高收费。教育高收费制度使高等教育进一步成为权贵子弟的专利，进一步窒息了穷人通过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从而参与改革和建设、分享社会改革成果的空间。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成为市场稀缺的紧缺资源，扩大教育机会不能通过高额收取学生费用来弥补。否则，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无疑将成为世界上最赔本的投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而不管你有多少在校大学生。
十月一日，教育部长周济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总政策辩论会上表示，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将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同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特别要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要密切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结合。
恕我直言，如果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收费制度不变，中国高等教育很难真正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为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束缚了人们的心智，而它的高收费制度又在某种程度上榨干了百姓的血汗钱从而使人们陷入百般不得翻身的境地。
我的建议是：1、力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政府教育投入提高到联合国建议的GDP的6%，在保证义务教育全面完成的前提下，加大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一律免费，谁想上都可以；公立高校的收费以每年不高于1000元为宜（即使这样，在校大学生吃饭、住宿等各种费用对中国的普通百姓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不少学校从中仍有巨额赢利），确保品学兼优的穷孩子上得起大学，而且能够通过公平的竞争途径上大学。2、全面开放教育市场包括高等、中等教育市场和基础教育市场，给予他们和公立学校完全平等的待遇，招生自由、开办专业自由、授予文凭自由。收费价格随行就市，服从于市场竞争。这样，让民间资本充分进入教育市场，有利于大大扩大全民教育机会，有钱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这样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公立学校（包括初中和小学）教育资源紧张的状况，把更多的机会让一些出来给穷孩子。
教育改革应当首先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审批制度改革入手，而不能只改学校，不改管理部门自己。这是教育改革的关键。这是中国最后一块计划经济的顽石，希望拿出决心和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