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10-13 18:43:00作者：
在“萨斯”爆发之前，谁也想不到，除了源头广东和首都北京之外，山西会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它即非江苏、浙江那样经济发达、人员流动频繁的省份，也非地处交通要冲，紧挨源头广东、本省打工人员众多的湖南、江西。
然而，上帝为什么“选中”了山西，让三晋父老饱受疫情之痛？5月初的《财经》杂志对当地疫情已经做了详细的报道。
内子是山西人，当山西的疫情爆发后，她非常无奈地说，山西，好事情它没份，坏事情，一样也缺少不了它。
少年时，我在南方对这个省份的概念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中国的北部，全国的能源大省，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后来来到北京，认识了内子，便对这个“丈人”省份有了更多的关注。可是这十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几乎都是有关山西的负面新闻。什么运城“嘀灌”造假，毒酒案、割舌案、一起起频发的矿难。
山西人自嘲地说：他们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当初东部沿海享受开政策时，没有他的份；后来西部大开发，依然没有山西的份。
山西怎么哪？这块黄土厚实、曾经物阜民丰、文化灿烂的土地怎么哪？我第一次随内子回山西时，正是个冬天，我们去了云岗石窟。那一尊尊形态雍容、造型逼真的佛像，经过一千多年的节风沐雨，依然有着穿越时空、让人屏住呼吸的感染力。他们以洞察万物、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前方，而前方一辆辆超载的煤车，滚滚驶去。路面似乎被蹂躏得要呻吟出来了。整个天是灰蒙蒙的，路边行人的脸也是灰蒙蒙的，毫无表情。号称当年鲜卑王族祭天的天坛，也是一个大土堆，－－我怀疑其是穿凿出来的假古董。
就是这个曾经叫“平城”的古城，当年是一个王朝的敌都，那个王朝北靠广袤的蒙古高原，南临阡陌纵横的汾河谷地，这个马上民族龙兴于此，然后马蹄向南，尔后入主中原。后来这个民族连同那个王朝一起消失在史册里，“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大同的辉煌，并没有随着鲜卑的消失而消失。明代开始，这里驻有重兵，以防退居漠北，而不忘中原锦绣山河的蒙古人。大同一直是拱卫京师的重镇，当年李闯攻陷大同等地，北京便门户大开。
可我走在大同的街上，无论想象不出当年的繁华，空空的街道，偶尔有几个半大孩子经过，－－这些人似乎既不上学也无工可做。两旁的楼房，只有一种色调：让人窒息、毫无生气的灰。内子家的亲戚，见面闲聊时总是问：“你们单位能不能开支？”如果能准时领到那点工资，那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了。岳父所在那个位于西郊的大军工厂，也开工不足，大白天这个厂区似乎像一个荒漠，一条臭河沟边，拴着几头奶牛，听介绍说那是厂里一些工人的自救行为，羊几头奶牛贴补家用。－－遍布重型机械的大工厂里养奶牛，也算是一个奇迹。岳父最庆幸的是他让三个女儿都读大学，找到了一份体面的职业。而厂里那些同事，许多人的成年儿女夫妻双双没有工作，只好带着自己的孩子上父母家里，吃父母那点退休工资。
如果说大同只是塞北的苦寒之地，那么雁门关以南，特别是汾河流域，这块面积并不大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热土”一点不过分。
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我们的始祖很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离开了虫蛇出没的莽林，在河边肥沃的谷地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典雅的制度、美妙的文字。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几个地区，史家公认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后稷，汾河流域则忧更早的夏部落。当年汉代是到临汾来祭后土之神的，可见在帝王的眼中，临汾是包容万物也孕育万物的土地神的驻节之处。
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夷，当年来此祭后土时，写下了一首略带忧伤的《秋风辞》，里面写道：“泛楼船兮济汾河，临中流兮扬素波。”当年的汾河，应当是“河水清且涟兮”，滋润了两岸的土地。
对于山西太原，我很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们李家虽源于陇西，却兴于太原。正是因为“太原公子”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凭借山西一地的丰饶，广积粮草，广纳贤才，最后收拾金瓯一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气磅礴、辉煌绚丽的王朝，而整个唐朝，有一半宰相出自山西。我妈姓王，我的姥爷大字不识一个，一生未离开乡土，他们家族南下已经近千年了。可我姥爷一说起自己家族，就自豪地说：“我们是太原王家。”他不知道周成王封唐叔于晋，始有王氏的典故，然而“太原”却给一个南方老人带来终生的“荣耀”。－－姥爷死去多年，自然更不会知道太原今天之有名，竟然因为它空气污染与*业。
2001年夏天我去临汾时，三晋大地正是大旱，汾河几乎成了一条干涸的沟渠，出临汾到洪洞，马路两边的土地干渴得能让我听到要喝水的祈求，地里的庄稼也没精打采地伸着懒腰，霍泉的泉水还汩汩地流着，给我带来一点凉爽，可离霍泉不远，我分明看到山西焦炭厂那一排排像怪龙一样仰天冒黑气的烟囱。洪洞县的大槐树早就砍了，后来栽的槐树旁建了一列房子，里面摆着一些制造粗劣的纪念品，供前来寻根的人购买。而临汾城里新修的夏帝庙，泥塑夏王和他的老婆穿一身绸缎，显得格外滑稽。
只有在吉县壶口瀑布，我找到一丝久违的激动。黄河西来，挟带千里的奔腾，积蓄千年的能量，从壶口一泻而下，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让你感伤这块土地的风流不再。
山西是中国地表文物最多的省份，这也可算是山西光辉历史的有力佐证。相比她自豪的历史，山西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山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她为什么衰落？也许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
直到民国时期，山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全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绝不算落后。清代晋商之名大家早耳熟能详，山西“票号”将山西人的威名传遍天下，那时候作山西巡抚是仅次于江苏巡抚的美差。当太谷、平遥这些山西小县城对中国金融的影响衰落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但山西依然在华北诸省中独领风骚。
中共建政以后，历史教科书对军阀的描述总是脸谱化。其实在民国时期，一南一北有两个军阀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一是广东的陈炯明，其二是山西的阎锡山。百川先生从辛亥年在太原起义策应武昌革命党，到1949年败退台湾，统治一个地方达到38年，期间除了日寇进晋外，无人能挑战阎氏在山西的权威。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恐怕是个异数。
许多传说将阎百川描慕成一个爱财、短视、保守的赳赳武夫，比如说山西的窄轨铁路等等。其实他少有文名，思想开明，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回晋后长期成为山西的军政首脑。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领袖相比，阎算是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一味奉西方政治理论为圭臬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坚持“以夏变夷”的老古董，而是较好地将一些先进的政治、经济理论移植到三晋大地。
山西在民国时期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决不是浪得虚名，那时由于山西的资源由山西人独享，再加上阎扶持产业的政策，经济水平独步于华北，其基层政治、文化教育也是可圈可点，前些年我们媒体忽悠很长一段时间的“海选村官”，在阎锡山治晋时，已经做得很好，阎锡山和陈炯明一样，是很推崇自治的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是为军阀割据张目。但套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否认当是阎锡山的“自治”在山西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了经济较为发达、治安很好外，当时山西推行了国民教育，居民的思想、生活习惯也逐步得到改变，在这方面，当代山西的学者谢泳更有发言权。他前不久写的一篇有关阎锡山当年有效地控制山西肺疫流行的文章，和今天的情形两相对照，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日寇全面侵华以后，东北早沦于敌手，平津陷落，而在山西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和阎锡山在山西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在我党建政的历史上，山西出过“两大典型”。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刘胡兰，在三晋政权异手前夕，这个才15岁的女孩坦然走上断头台；另一个则是大寨，这面旗帜在很长时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图腾。
撇开政治的因素，刘胡兰和大寨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对刘胡兰和大寨精神，我至今心怀景仰。但是你想想，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成年人才能承担的使命与风险，是否有些残酷？而大寨被那只政治巨手拔高后，进行种种包装，那种中国农民传统的坚韧吃苦精神被包装成一种“政治专利”后，大寨和大寨人也被异化了，异化成“精神万能”的标本。－－不过这是玩政治者惯用的手法，古代太行山的山西人愚公都“为我所用”，何况现代山西人？
而今天的山西呢？经济上山西居民平均收入和位于全国最末几位，文化教育呢？民国时期全国有名的山西大学早就沦为地方性大学，吏治啦？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山西人傻吗？懒吗？山西人的聪明勤奋节俭是公认的。
我党定鼎于北京后，山西成为中央的“乖孩子”，也难怪，离北京太近，又是能源基地，自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0来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在高度集权的共和国里，哪个地方跟中央最紧，哪个地方的百姓吃亏最大。建国后山西和河南的官员，是最能理解老大的心思的，所以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这两个地方饱受折腾，元气大伤。“文革”时期山西的派斗争全国为甚，流毒无穷。
而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基本是重索取、轻培育的政策。所有大的的矿产全部国有，大同、阳泉这些千里煤城，成为共和国发光发亮持续不断的“燃料”，而当地居民的福利、教育、环境，国家考虑得不多。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山西空有富饶之名－－处处埋藏着“黑金”，而无富饶之实－－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今天，矿挖空了，便交给地方，地下空了，地表下陷了，地下水下降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
然而，上帝为什么“选中”了山西，让三晋父老饱受疫情之痛？5月初的《财经》杂志对当地疫情已经做了详细的报道。
内子是山西人，当山西的疫情爆发后，她非常无奈地说，山西，好事情它没份，坏事情，一样也缺少不了它。
少年时，我在南方对这个省份的概念仅仅停留在书本上：中国的北部，全国的能源大省，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后来来到北京，认识了内子，便对这个“丈人”省份有了更多的关注。可是这十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几乎都是有关山西的负面新闻。什么运城“嘀灌”造假，毒酒案、割舌案、一起起频发的矿难。
山西人自嘲地说：他们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当初东部沿海享受开政策时，没有他的份；后来西部大开发，依然没有山西的份。
山西怎么哪？这块黄土厚实、曾经物阜民丰、文化灿烂的土地怎么哪？我第一次随内子回山西时，正是个冬天，我们去了云岗石窟。那一尊尊形态雍容、造型逼真的佛像，经过一千多年的节风沐雨，依然有着穿越时空、让人屏住呼吸的感染力。他们以洞察万物、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前方，而前方一辆辆超载的煤车，滚滚驶去。路面似乎被蹂躏得要呻吟出来了。整个天是灰蒙蒙的，路边行人的脸也是灰蒙蒙的，毫无表情。号称当年鲜卑王族祭天的天坛，也是一个大土堆，－－我怀疑其是穿凿出来的假古董。
就是这个曾经叫“平城”的古城，当年是一个王朝的敌都，那个王朝北靠广袤的蒙古高原，南临阡陌纵横的汾河谷地，这个马上民族龙兴于此，然后马蹄向南，尔后入主中原。后来这个民族连同那个王朝一起消失在史册里，“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大同的辉煌，并没有随着鲜卑的消失而消失。明代开始，这里驻有重兵，以防退居漠北，而不忘中原锦绣山河的蒙古人。大同一直是拱卫京师的重镇，当年李闯攻陷大同等地，北京便门户大开。
可我走在大同的街上，无论想象不出当年的繁华，空空的街道，偶尔有几个半大孩子经过，－－这些人似乎既不上学也无工可做。两旁的楼房，只有一种色调：让人窒息、毫无生气的灰。内子家的亲戚，见面闲聊时总是问：“你们单位能不能开支？”如果能准时领到那点工资，那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了。岳父所在那个位于西郊的大军工厂，也开工不足，大白天这个厂区似乎像一个荒漠，一条臭河沟边，拴着几头奶牛，听介绍说那是厂里一些工人的自救行为，羊几头奶牛贴补家用。－－遍布重型机械的大工厂里养奶牛，也算是一个奇迹。岳父最庆幸的是他让三个女儿都读大学，找到了一份体面的职业。而厂里那些同事，许多人的成年儿女夫妻双双没有工作，只好带着自己的孩子上父母家里，吃父母那点退休工资。
如果说大同只是塞北的苦寒之地，那么雁门关以南，特别是汾河流域，这块面积并不大的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大放异彩。说它是中华民族的“热土”一点不过分。
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早熟的民族，我们的始祖很早就告别了茹毛饮血，离开了虫蛇出没的莽林，在河边肥沃的谷地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典雅的制度、美妙的文字。中国农业文明最早的几个地区，史家公认是渭河流域和汾河流域。渭河流域有周人的始祖后稷，汾河流域则忧更早的夏部落。当年汉代是到临汾来祭后土之神的，可见在帝王的眼中，临汾是包容万物也孕育万物的土地神的驻节之处。
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夷，当年来此祭后土时，写下了一首略带忧伤的《秋风辞》，里面写道：“泛楼船兮济汾河，临中流兮扬素波。”当年的汾河，应当是“河水清且涟兮”，滋润了两岸的土地。
对于山西太原，我很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们李家虽源于陇西，却兴于太原。正是因为“太原公子”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凭借山西一地的丰饶，广积粮草，广纳贤才，最后收拾金瓯一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气磅礴、辉煌绚丽的王朝，而整个唐朝，有一半宰相出自山西。我妈姓王，我的姥爷大字不识一个，一生未离开乡土，他们家族南下已经近千年了。可我姥爷一说起自己家族，就自豪地说：“我们是太原王家。”他不知道周成王封唐叔于晋，始有王氏的典故，然而“太原”却给一个南方老人带来终生的“荣耀”。－－姥爷死去多年，自然更不会知道太原今天之有名，竟然因为它空气污染与*业。
2001年夏天我去临汾时，三晋大地正是大旱，汾河几乎成了一条干涸的沟渠，出临汾到洪洞，马路两边的土地干渴得能让我听到要喝水的祈求，地里的庄稼也没精打采地伸着懒腰，霍泉的泉水还汩汩地流着，给我带来一点凉爽，可离霍泉不远，我分明看到山西焦炭厂那一排排像怪龙一样仰天冒黑气的烟囱。洪洞县的大槐树早就砍了，后来栽的槐树旁建了一列房子，里面摆着一些制造粗劣的纪念品，供前来寻根的人购买。而临汾城里新修的夏帝庙，泥塑夏王和他的老婆穿一身绸缎，显得格外滑稽。
只有在吉县壶口瀑布，我找到一丝久违的激动。黄河西来，挟带千里的奔腾，积蓄千年的能量，从壶口一泻而下，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让你感伤这块土地的风流不再。
山西是中国地表文物最多的省份，这也可算是山西光辉历史的有力佐证。相比她自豪的历史，山西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山西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她为什么衰落？也许一万个人有一万个答案。
直到民国时期，山西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全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绝不算落后。清代晋商之名大家早耳熟能详，山西“票号”将山西人的威名传遍天下，那时候作山西巡抚是仅次于江苏巡抚的美差。当太谷、平遥这些山西小县城对中国金融的影响衰落后，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但山西依然在华北诸省中独领风骚。
中共建政以后，历史教科书对军阀的描述总是脸谱化。其实在民国时期，一南一北有两个军阀我们研究得很不够。一是广东的陈炯明，其二是山西的阎锡山。百川先生从辛亥年在太原起义策应武昌革命党，到1949年败退台湾，统治一个地方达到38年，期间除了日寇进晋外，无人能挑战阎氏在山西的权威。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恐怕是个异数。
许多传说将阎百川描慕成一个爱财、短视、保守的赳赳武夫，比如说山西的窄轨铁路等等。其实他少有文名，思想开明，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回晋后长期成为山西的军政首脑。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领袖相比，阎算是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而又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一味奉西方政治理论为圭臬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坚持“以夏变夷”的老古董，而是较好地将一些先进的政治、经济理论移植到三晋大地。
山西在民国时期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决不是浪得虚名，那时由于山西的资源由山西人独享，再加上阎扶持产业的政策，经济水平独步于华北，其基层政治、文化教育也是可圈可点，前些年我们媒体忽悠很长一段时间的“海选村官”，在阎锡山治晋时，已经做得很好，阎锡山和陈炯明一样，是很推崇自治的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这是为军阀割据张目。但套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否认当是阎锡山的“自治”在山西确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了经济较为发达、治安很好外，当时山西推行了国民教育，居民的思想、生活习惯也逐步得到改变，在这方面，当代山西的学者谢泳更有发言权。他前不久写的一篇有关阎锡山当年有效地控制山西肺疫流行的文章，和今天的情形两相对照，不得不让人生出无限感慨。日寇全面侵华以后，东北早沦于敌手，平津陷落，而在山西还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和阎锡山在山西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
在我党建政的历史上，山西出过“两大典型”。一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刘胡兰，在三晋政权异手前夕，这个才15岁的女孩坦然走上断头台；另一个则是大寨，这面旗帜在很长时期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图腾。
撇开政治的因素，刘胡兰和大寨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对刘胡兰和大寨精神，我至今心怀景仰。但是你想想，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承担成年人才能承担的使命与风险，是否有些残酷？而大寨被那只政治巨手拔高后，进行种种包装，那种中国农民传统的坚韧吃苦精神被包装成一种“政治专利”后，大寨和大寨人也被异化了，异化成“精神万能”的标本。－－不过这是玩政治者惯用的手法，古代太行山的山西人愚公都“为我所用”，何况现代山西人？
而今天的山西呢？经济上山西居民平均收入和位于全国最末几位，文化教育呢？民国时期全国有名的山西大学早就沦为地方性大学，吏治啦？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山西人傻吗？懒吗？山西人的聪明勤奋节俭是公认的。
我党定鼎于北京后，山西成为中央的“乖孩子”，也难怪，离北京太近，又是能源基地，自然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50来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在高度集权的共和国里，哪个地方跟中央最紧，哪个地方的百姓吃亏最大。建国后山西和河南的官员，是最能理解老大的心思的，所以从“大跃进”“大饥荒”到“文革”，这两个地方饱受折腾，元气大伤。“文革”时期山西的派斗争全国为甚，流毒无穷。
而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对山西，基本是重索取、轻培育的政策。所有大的的矿产全部国有，大同、阳泉这些千里煤城，成为共和国发光发亮持续不断的“燃料”，而当地居民的福利、教育、环境，国家考虑得不多。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山西空有富饶之名－－处处埋藏着“黑金”，而无富饶之实－－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今天，矿挖空了，便交给地方，地下空了，地表下陷了，地下水下降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