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46年过去了，如果毛主席在天有灵，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据中新社2003年09月29日电《卫生部官员透露血吸虫疫情出现反复》，文中的数据，触目惊心“近年来中国血吸虫病的局部疫情明显回升，阳性钉螺分布范围扩大，患病人数居高不下，急性感染呈上升趋势，新疫区不断增加，并逐步向城市蔓延。…据统计，2001年和2002年，全国新发现钉螺的面积分别为五百九十万平方米和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平方米，加大了人畜感染血吸虫病的危险。目前全国慢性血吸虫病病人报告数为八十一万，但据专家估计，实际病人数可达一百万以上。”，作为一种顽固的传染病，有反复是正常的，这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灾，但如此快速地、大规模地重新蔓延，就有必要找找原因。
10月11号晚，看了中央电视台十套《科学调查》节目，标题是《瘟神再起》，央视记者对江西省血吸虫疫区进行了深入调查，所到之处“都昌县、余干县疫情触目惊心” （CCTV语），记者决心要探究“疫水难制，钉螺难灭，是天灾还是人祸？”（CCTV语），通过记者的镜头，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老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被歪曲后借用来挂在某些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文人学士、甚至贬低毛泽东的人们的嘴上，已经有年了。毛泽东时代的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荒唐的是，当今我们竟似乎可以看到另一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血吸虫病主要通过钉螺传播，最关键的防治方法之一，就是消灭钉螺，50年代以来，疫区消灭钉螺的主要手段，是发动千千万万农民，在冬季大搞农田水利整修时，下湖滩去翻土，沿港汊铲草皮，向小河荡里撒石灰。因为钉螺是随水体漂流的，所以必须全流域一起动手，打大规模群众会战，依靠集体经济，合作化的组织动员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如今电视播放当年的记录片资料，灭螺的劳动场面热火朝天，何愁钉螺不死。当年能够快速、大范围地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消灭钉螺的作用不可磨灭。
而如今的电视镜头前，三三两两在自己的田地里劳作的人们，湖滩港汊长满了杂草，已经多年没有进行有效的灭螺工作了。而农民为生计所迫，却必须每天下田，下河，接触被钉螺污染的水体。接受记者采访的某县血防站长说，自从个人单干，集体经济被彻底瓦解，农村合作化组织垮掉后，有组织，大规模的灭螺群众会战，就绝迹了。
站长搬着手指头说，有时候组织一小批人，对重点地块进行灭螺劳动，血防站还得从已经不多的防治经费中，拿出钱来，为农民们买午饭，对农民来说，这是应该的，自己单干了，没有集体组织了，灭螺成了雇佣劳动，你不管饭，人家午饭吃什么。钉螺不灭，血吸虫自然快速传播，也试验喷洒过化学毒剂，但用当地血防干部的话讲，化学毒剂对环境污染实在太厉害，无法推广。瓦解集体经济、抛弃合作化道路，固然有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但同时也断送了前30 年行之有效的血防事业，算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得了病怎么办，治疗是必须的，展现在央视记者镜头前的晚期病人，其状之凄惨，不忍目睹，骨瘦如柴，身上的某些脏器居然会鼓出体外。但是，血防站的人员告诉记者，病人一般都无法坚持治疗，因为没有钱。轻微的早期病人，在比较容易治疗的阶段，因为症状不明显，经济负担重，根本不屑于治疗，到了中晚期，无法劳动了，生命垂危了，又再花更多的钱治疗，恶性循环。镜头前一个老实巴交的妇女，因为血吸虫病，动了三次大手术，身上有三条长长的刀疤，现在又开始有腹水，需要经常去医院抽腹水。她凄然告诉记者，因为她的病“拖垮了三家人”，自己家，公婆家，娘家，亲戚朋友全部被借空，借穷。
一位老血防站长对记者说，国家对病人治疗是有补助的，记者提出，比如治疗费是5000元，能够补助多少，老血防站长告诉记者，区区600元左右，根本是杯水车薪。记者再问，原来（毛泽东时代）怎么补助，老血防站长激动起来，提高声音“不收钱，全部免费”，转而降低语调，凄然道“现在负担不起了”。我们顿时肃然，在据说“饿死了X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年代，政府咬牙筹措，其它地区的人民节衣缩食，为血吸虫疫区的农民兄弟姐妹提供免费的治疗，近2000万病人享受了免费治疗，如今区区100万病人竟然“负担不起”了。
在如今现代化的城市里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富豪们荒淫糜烂、挥金如土，城市的马路挖了修，修了挖的年代，在富人的财富数以亿计的年代，在每年高GDP增长的年代，我们竟然无法向那比较清贫的年代那样为血吸虫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居然又现血吸虫肆虐，疫区广大劳动人民因病至残，因病至贫的倒退现象，2000万人免费和100万人收费，对比何其强烈。这算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防治血吸虫病需要投入，需要大量的投入，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血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1992至2001年因实施了世界银行血防贷款项目，全国总投入为十亿八千七百九十万元人民币，加上各级财政的专项防治经费和疫区群众投工投劳，平均每年实际投入达到一亿六千万元。但贷款项目结束后血防投入急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级财政血防投入与贷款项目实施期间相比每年减少近亿元。”，世界银行的贷款结束了，血防经费就“每年减少近亿元。”。
这算什么“重视”，那么多的面子工程，那么些碑呀、馆啊，那么高的GDP增长，被贪官富豪转移到国外的几百亿美金，说明我们社会的财富已经不少了，为什么单单就缺了防治血吸虫的这一块。1992至2001年3年，“全国总投入为十亿八千七百九十万元人民币”，不过每年3亿元而已，还不够中国的“首富”们资产的一个零头，也不够上海一条只具象征意义的磁悬浮列车造价的零头。
某县血防站长对记者算了一笔帐，县里每年拨款100万元左右，其中光人头工资就要70万，剩下的30万才是全县能够真正花在治病、灭螺开销上的。说到这里，血防站长唏嘘不已，“原先（毛泽东时代），这个投入的比例是倒过来的，30%为人头费用，70%是防治费用。”，如此的投入结构，对血吸虫病的泛滥客观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根本就是在敷衍。说富裕，50年代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较，但50年代就是让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近2000万病人得到了免费的治疗，而今，病人从原先的几万人，快速上升到百万人，重要原因就是得不到免费的，有效的治疗。从这个层面上讲，算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记得某县血防站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高声强调过一句话“毛泽东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的”，经历了治血吸虫的天灾和防治不力的人祸疫区劳动人民，和长期与治血吸虫进行殊死搏斗的疫区血防工作者，他们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最直接，最深刻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