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台独与民族自决权

　　九月十八日，香港明报发表我因刘慧卿事件有感而发的一篇短评《言论自由无禁区》，明报编辑用的标题是《刘慧卿事件，二十三条效应预演》。原文已刊于上期本刊“港人港情”栏。

　　明报拙文发表后，第三天明报论坛版发表陈冬文章，第五天中共文汇报发表“金钟先生勿误导读者”文章，都针对我引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延安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支持台湾人民争取独立的战斗”，说我“缺乏历史常识”，“非理性意气之争” ...... 称毛当时的言论只是支持台湾人民“起来造反，独立于殖民者之外，“绝不是支持的台独”。

　　毛是否曾主张台独？不仅涉及历史事实的澄清，也涉及若干理论问题，当然不能指望这些问题可以占用明报与文汇报的篇幅，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只能在此略作辩正。

中共曾主张台湾独立建立共和国

　　先说事实方面。毛泽东和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前，曾多次说过和文字表述过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立场。除了一九三六年向斯诺说的那次广为人知外，有案可查的，尚有一九三四年在江西苏区二次代表大会上主张台湾独立，一九三八年在《论新阶段》报告中又提及支持台湾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中共正式文件中也有相应记载，仅以著名的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为例，这份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宣言提出十条抗日方针，第十条是针对“一切同情中国的民族与国家”的：“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 ...... ”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本刊二○○一年七月号撰文指出，共产国际的文件显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农运领袖澎湃等三人筹组台共，由澎湃负责领导，台共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民族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

　　可见，在二、三十年代中共支持台湾作为一个日本压迫下的民族争取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丝毫没有收复失地，让台湾回归祖国之意。换言之，从共产国际到中共都已承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份，否则，在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不可能避而不提。

　　至于毛泽东，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思想极为偏激的狂妄份子，他在一九二○年前后的不止一篇文章中，不仅鼓吹湖南独立，甚至主张全中国的省，都应该独立，说中国落后就是吃亏在“中国的统一”“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 各省自决自治。”作为对中央集权制的批判，不能不说这种见解有他一定的道理，但对大一统论者而言，这绝对是“分裂中国”的大罪。本刊二○○一年四月号波士顿学者程映虹有专文论及此事。

民族自决权已是国际社会的准则

　　为甚么会有以上的事情发生呢？青年毛泽东是受了西方门罗主义之类思潮影响，而共产党则是遵循“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行事。

　　据载，民族自决权最先是俄国革命家列宁一九一三年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党纲时提出，一九一八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曾提出，但以列宁最为强调。他指出，民族自决权即一切民族有政治上的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甚至说“拒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苏共在联邦宪法中，便保留了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直至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苏联宪法第七十二条一直写明“各加盟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民族自决权”是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学说的理论基石，尤其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亚非拉左派所认同，因此，也为中共所遵循，这就是上述二、三十年代中共与毛泽东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根据与由来。而他们认定台湾人和朝鲜人一样已是一个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台湾、朝鲜早已不是中国的领土。

　　西方国家也逐渐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二战之前，由于英法等国维护其海外殖民利益，而抗拒民族自决权，直到一九四一年大西洋宪章才第一次肯定民族自决，到二战结束后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由于苏联代表的力争，民族自决权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 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成为联合国宗旨之一。一九六○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布“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并对此作详细规定。一九七○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法原则宣言》，把民族自决列为当今国际法七项主要原则之一，其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国际法文件都将“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列入其中加以保障。至此，“民族自决”便从思想政治原则变成了一项举世公认的法律权利。

苏共、中共违背民族自决权

　　但是，在履行民族自决权时，又出现过一些波折。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纷纷以各种不同形式独立，受到过宗主国的不同程度的阻挠，但随着香港回归中国，西方各国处理有关民族自决的遗留问题已微不足道。

　　有纪录的损害民族自决权的个案发生在两个奉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大国：苏联和中国。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尊重芬兰与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愿望，让它们从俄国版图中分离出去，但斯大林趁二战战胜国之势，又将三小国吞并入苏联版图，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前爱沙尼亚等三小国才重回独立。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是另一例。香港一八四一年被割让予英国，百多年来，是举世知名的“英国殖民地”，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也明确承认香港问题与英国“有条约存在”，但是，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殖民地委员会强烈反对将香港澳门列入殖民地名单，声称港澳为中国领土，不能和其它殖民地一样将来独立自治。

　　中共要求收回港澳当然有其道理，也可以适当方式谋求收回，但强迫国际社会否认港澳是殖民地，便是违反事实与公理。也说明中共不敢否认殖民地有自决独立的权利。在国内，中共奉马列为国教，但在夺取政权后，公然背离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将民族自决篡改为“民族区域自治”，制订其民族政策，以防堵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方可能发生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毛泽东做了皇帝，自然从草莽时代的分裂主义者回归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上来，马列理论也就可以随心所欲有利统治者用之，不利统治者废之。对任何民族自决要求实行无情镇压。

　　台湾问题无疑是具争议性的，当中共支持台湾独立时，它尚是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后，台湾已回归中国，今日的台独诉求，便不是殖民地要求独立那样简单，但仍有理性思辩的空间。本文的目的是告诉那些奉毛为真主的左派说客，你们拥有权力，包括话语的垄断权，但并不拥有理据。最愚不可及者，乃是仍然迷信毛“句句是真理”，毛一生的混账话说得还少吗？中共对台政策依时而变，并未终结，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而民族自决权理论如何用来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事实，现在不让说，将来也必有放开嗓子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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