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时候，上上世纪末和上世纪之初，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象爷爷和孙子的关系，作者们一个个仿佛历尽沧桑，坐在高高的老式坐椅上面，给读者们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的小说名字通常是《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老残游记》（刘鹗）、《断鸿零雁记》（苏曼殊）、《阿Q正传》（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是记、传、目睹之类，书名平白、直接，一看就象是叙事，更象爷爷给孙子买的糖果，虽不名贵，却好吃、上口，透著作者爷爷般的对读者的疼爱、慈祥以及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那时候的作者相对读者，姿态和辈份虽然端的高了点儿，读者也愿意把自己弄的象孙子似的单纯而无知，充满信任感和安全感地在书中寻找以为自己不知道的人生秘密。
后来，好象突然有那么一天，启蒙运动不明不白结束了，革命和救亡开始了，男学生们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牵着女学生的手有事没事上街游行、练口语去了。随着左翼文学和苏俄文学在国内的兴起，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开始变成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雷雨》（曹禺）、《子夜》（茅盾）、《家春秋》（巴金）、《罗大斗的一生》（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四月的乡村》（肖军）、《受苦人》（孔厥）、《传家宝》（赵树理）……这些作者象维持生计而艰辛奋斗的父亲，脾气严厉、文字粗糙但信念坚定，对读者充满不容置疑的说教。能看出，这些作者象爱护孩子似的爱护他们的读者，他们可能偏执、激进，但他们真诚，所以还真有不少读者看了他们的作品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偶尔有一些父亲，会用《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彷徨》（鲁迅）、《秋海棠》（秦瘦鸥）这样低迷的书名，但那也是父亲们时代压力太大、精神压抑太深而导致的迷惘的清醒，通常是让那些孩子般的读者所深深谅解和同情的真实的灵魂境况。
再后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者们在丧失了经济基础之后，又丧失了上层建筑，仗着脸还白净，还能写几个字，最终被劳动人民收编，倒插门之后成了人丁兴旺的劳动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管吃管喝管睡，但毕竟不是天然的一员，于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一转而变成女婿和丈母娘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地位至此产生质的转换，读者开始高于作者，作者被迫向读者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改造自己。这时的书名也多半是女婿向丈母娘献媚的神情，《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青春之歌》（杨沫）、《新生》（林斤澜）、《锻炼锻炼》（赵树理）、《李双双小传》、《欧阳海之歌》（金敬迈）、《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艳阳天》（浩然）、《金光大道》（浩然）……书中全是作者作为女婿赞美丈母娘或丈母娘其他家人的，透著作者的阶级自卑和重塑自我、否定自我的决心和着急。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作者又从体力劳动人民中间脱离出来，开始自立门户，成为脑力劳动人民，前20多年被压抑的情欲和被压迫的自尊心开始大面积爆发，坐在自己破旧窄小的单位分配的小筒子楼里，开始幻想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变为情人与情人的关系，于是，书名开始出现《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人啊人》（戴厚英）、《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木箱深处的紫绸衣服》（王蒙）、《小城之恋》（王安忆）、《哦，香雪》（铁凝）、《伤痕》（卢新华）、《纪念少女杨柳》（余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呼唤真诚的世界》（柯岩）……在内容上，作者对读者，犹如久违或初识的情人，有的追忆逝水年华，有的在感叹，有的在矫情，有的在撒娇，但毕竟他们之间还是一种谈情说爱的关系。尤其是祖国宝岛分别叫琼瑶和三毛的两个一静一动的女作者的作品来到大陆之后，滥情之台风便倾刻弥漫全祖国大陆，很快，读者便抛弃了内地的作家情人，转而向港台作者投怀送抱，在家看琼瑶，出门看三毛，把内地作者气的不行。
痛定思痛，为了生计，内地作者们终于撕掉了自已最后一层人格面具，将自己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定位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嫖客与妓女的关系上，从《丰乳肥臀》（莫言）、《作女》（张抗抗）、《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孔雀的叫喊》（虹影）、《拯救乳房》（毕淑敏）、《四十一炮》（莫言）、《打炮》（杨黎）、《春药》（巫昂）等一系列目的性明确的书名到“美女作家”的集体接客……当作者终于觉悟到再也不能回到过去被人管吃管喝管睡，象爷爷般教诲、父亲般说教、女婿般吹捧、情人般撒娇之后，终于在家中以笔或键盘坐台，以肉体函授的方式向读者抛出商业性媚眼，他们终于抛开灵魂的羊头，如愿以偿地卖起了肉体的狗头。
从人民的灵魂工程师到人民的肉体按摩师，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这决不是百年（并由此上溯到五千年）祖国作者史上的第一次堕落或沦落，而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特征第一次达成集体性共识，更是饱受情欲蒙敝和灵魂饥渴的祖国读者第一次真正当家做主，安心享受严肃作者的非严肃服务，是契约社会买卖公平的双向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