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定义，这些人为数不多。反对那个最终于1991年结束的独裁制度的大有人在，达几百万人，但其中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并为此被判刑、或着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被流放海外的，只有区区几十个人。
不过，这些“苏联异议人士”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巨大关注。当索尔仁尼琴抵达美国之时，竟有一千多名记者到场迎接！
我在1978年与人一道发起成立了“西方民主生存中心”。因为其主要议题是“苏联之威胁”，所以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些家喻户晓的西方名人，按姓氏笔画排在首位的是大名鼎鼎的索尔贝娄（Saul Bellow）。自然，像纽约时报那样的“外国政策开明派”是不会出版我写的东西的。但是由于还有“外国政策保守派”，我得以有机会走遍整个西方就“苏联威胁”问题举办讲座。其中在北卡罗来那的时候，他们买断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拉着我从一所大学来到另一所大学，从一所中学来到另一所中学。在讲座间隙时间还进行电视采访。当时，所有当地主要报刊的记者自始至终都到场聆听。
当中国在1986年开始“后原子核”超级武器，即不是大规模而是全球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时，我意识到，地域战略的危险已开始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苏联的独裁统治果然在不久之后的1991年寿终正寝了。而在中国，自毛泽东死后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人数远远超过了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遭受迫害的人数。
在莫斯科，没有任何事件可以与北京天安门广场对上千异议人士的大屠杀一事相提并论。天安门广场当时成了为期6星期之久的全国性异议运动的露天公关中心。根据刘宾雁1989年的著作“告诉世界”，参与这场运动的10万余人被当局逮捕。
法轮功精神运动的情况又如何呢？据估计，多达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其中有约十万人被关押在强制劳改营。
西藏呢？受害者“超过了一百万人”。这是出自美国国会女议员Nancy Pelosi, D-Calif。她似乎是美国国会中唯一一位注视中国问题的人。一个大 独裁者对异议的迫害与其主宰世界的诉求是紧密相联的。在他们的眼里，西方究竟是甚么个样子？是一个以推翻中国独裁为己任的由横跨大西洋的两个大陆构成的超级“天安门广场”。粉碎它！动用一切手段，比如纳米武器。
然而，与西方对苏联异议人士的巨大回应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对中国异议人士的反应却是沉默无声。
当然，西方不可能不注意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那个事件太具新闻价值了，太具摄影价值，太不同寻常了，确实令人不容错失。克林顿总统为此使用了“北京屠夫”的字眼。但是时间不长，他就忘记了自己亲口所说的话。中国异议人士从西方媒体和政坛上销声匿迹了。中国成了西方人向往的一个以北京烤鸭著称的疗养胜地。中国的标志再也不是北京屠夫，而是北京烤鸭。
中国的异议人士吴弘达在劳改营里度过了19个年头，比索尔仁尼琴的关押时间长了一倍。吴的著作“麻烦制造者：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的故事”相当于包括了索尔仁尼琴的两部著作“伊凡邓尼索维奇（Ivan Denisovich） 生命中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的全部内容。当“一天”在莫斯科出版之时，西方把它当作热门消息竞相报导。一名美国记者竟通过电话向大洋彼岸口授他对此书的翻译。在西方，有那家报刊不曾评述或者至少提及此书呢？
吴弘达的“麻烦制造者”一书呢？此书正在网上（NewsMax.com）销售。我是在读了编者为我10月17日在此网址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参见“中国果真在迈向民主吗？”一文）的按语之后才得知此书的出版的。我还知道了吴的旨在揭露中国劳改营中虐待事件的劳改基金会。
在10月10日，我和我的助手伊萨克鲍德温（Isak Baldwin）有幸见到了 中国支援网络的发起人约翰库苏密（John Kusumi）。该组织的名称表明，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而且首先是中国异议人士的中国，而不是中国独裁者的中国。在场的有主管中国支援网络公共关系的Nicole Scarcelli女士， 还有当时从天安门广场逃到美国的Mount Hu和Meng Jiu。
这些人中，不论约翰库苏密，还是两位现为旅美中国异议运动的研究者和活动家的天安门英雄，此外甚至加上吴弘达、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中国异议份子，没有一位曾经在机场受到过上千记者的迎接，没有一位被邀请周游全球发表演说，没有一位哪怕有机会在北卡罗来那作一下巡回讲座。
但是，正因为伴随这些中国异议人士的不是讲座费，不是新闻报导，不是凯旋式的庆祝，也不是电视节目，而是西方人们形同自杀般的自我欺骗性的沉默、冷漠、和熟视无睹，他们的英雄主义才更具有英雄本色。
我创办的西方民主生存中心和约翰库苏密创办的中国支援网络，宗旨都是要打破那潭沉默、冷漠和熟视无睹的死水，揭露中国的现实，而不是让人们只能看到一幅以北京烤鸭为题的光彩夺目的旅游广告。
这就是我们为甚么在10月10日相聚的缘故。
约翰库苏密是一个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从他的外表我不能得出任何有关他个性特点的结论，除了我原先已经从网上了解到的。此人曾在1984年，在法律要求总统年纪必须35岁以上的美国，以18岁的年龄竞选总统。
这件事表现出了他所具有的独立的理智和强健的个性。他曾自称自己的世界观是“实用的理想主义”。事际上，在总统的法定年龄问题上，为甚么非得规定35岁以上不可呢？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天才。难道治国之才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本领真地有天壤之别吗？
正是因为约翰库苏密的独立的理智和强有力的个性，才使得他对天安门大屠杀的反应不是像35岁以上的克林顿那样发出转瞬即逝的咒骂，而是筹建实用的理想主义的中国支援基金会。
“共产主义依然是共产主义。与以往一样，今天依然是无神论的、邪恶的、和残害人民的”，库苏密说，“美国现在的主流问题是一个从电视上消失已久的话题。那就是既然他们已经对我们隐瞒了这么多年，他们怎么会最终将真相告诉我们呢？这句话用到这里再恰当不过，即他们会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原来是坏东西’吗？”。
当中国的异议人士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对峙，中国支援网络看起来就像一个冷战从未结束的地方一样。“到现在，我们的口号可以喊‘对抗共产主义的14年’”，库苏密说。他的网络的立场是，反对与中国制定任何不以中国的改革为前提的自由贸易协定，反对授予中国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总之，他们反对的核心是，中国缺乏民主。
库苏密和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异议人士们，现在年龄都在30到40岁之间。他们一直朝气蓬勃地开展着活动。他们欢迎公众和所有想助一臂之力的人们参观登载着他们的最新消息的网址“www.chinasupport.net”。
中国支援网络正在发表一份新报告，题为“通向民主的路线图”，写的是关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最新的行动是“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前国家元首江泽民被指控是对中国的大规模屠杀和其它反人性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大独裁者。
他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能将该独裁者进行审判的国际法庭，人们正拭目以待。但是，他们的决心十分坚定。“通向民主的路线图”中说，“中国支援网络认为，这项事业对世界安全和幸福，对所有人类的未来来说，至关重要”。
库苏密说，“将民主政治改革在中国大陆实施，是留待天安门一代人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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