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至右刘山青、长毛、古思尧。
十八日出版的《东周刊》以外号“长毛”的梁国雄为封面人物，用了六页篇幅报道《踢爆四五行动，派钱示威丑闻》，指有“四五行动”成员涉嫌以金钱雇用“职业示威者”，并且图文并茂，绘声绘影引述两名自称曾收受金钱参加“四五行动”的示威人士，力证“长毛”对事件知情。
“长毛”在周刊推出市面不到两小时便召开记者会，对此表示“非常之震惊”，强调“四五行动”“从来、从来没有俾钱人示威”。对于报道引述一名有份参与示威的“阿伦”，承认曾收钱示威，“长毛”坦承在支援“八九民运”时认识他，他经常跟着“四五行动”队伍示威，但强调从来没有用金钱雇用对方示威。
“这是新闻界的耻辱！”
长毛透露，“阿伦”曾跟他说没钱吃饭，他每次都会给一、二十元予对方。他不知道“阿伦”是否收了钱，埋没良心诬蔑他，抑或“阿伦”被人误导了。他说：“给钱贫无立椎之地的人吃饭，我感到很骄傲；一个大亨，用几十万，找一些文痞、小人物污蔑我，简直是天地不容，这是新闻界的耻辱！”
“长毛”说：“这么拙劣的技巧竟然出现在一份周刊上，真是匪夷所思！”他又说不认识其他在文章中出现的人物：“何仔”、“阿珍”等人，并认为他们均是“隐形人”，他叫《东周刊》找这些容貌打了格仔的所谓证人出来当面与他对质，《东周刊》并拿访问录音带出来与他对质。
“谣言止于智者”
“长毛”续说：“他们（《东周刊》）信奉的是戈培尔的座右铭，我信奉的是谣言止于智者，真理越辩越明。”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座右铭是：“谣言只要说上一千遍，就会变成事实。”
“长毛”斥责《东周刊》“插赃嫁祸”的手段与中共以“文革”的手法，捏造别人的罪行，向一些愚夫愚妇热血青年提供打压异己的理论根据，挑起暴力的手段如出一辙；与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及“民建联”主席曾钰成等人污蔑“七一游行”是人群效应、是香港的人民被误导等言论无异。《东周刊》报道，“何仔”参与“七一游行”中赚得五百元。“长毛”直斥：“这是对当日所有参加示威的人的诬蔑、侮辱。”
“是人类最污秽的罪行之一”
他悲愤地说：“插赃嫁祸是人类最污秽的罪行之一，这种罪行是会令整个人类社会倒退……插赃嫁祸，不单止被害者受苦，更将整个民族的智慧水平，道德情操往下降。”
他认为，《东周刊》报道动机是想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区议会选举之前，抹黑民主派，为保皇党造势。他说：“一本由全国政协常委拥有的周刊，用插赃嫁祸的方法，聘用一些闲散人员（国内的术语），不是对付他，而是对付民主派，不单是对民主派的犯罪，亦是对人类良知的犯罪，是在侮辱香港六百万的市民。”他还说：“这是因为民建联选情不利，要临急临忙生米煮成熟饭的例证。”
他又批评《东周刊》设下圈套，于十六日下午三点多四点，叫“阿伦”致电他和刘山青，谎称有几名男子正在油麻地榕树头公园到处找他，引他们到榕树头，其实是预备了“狗仔队”拍照，幸好当时他正在黄大仙替人拉票，才没上当。《东周刊》引述“何仔”指“四五行动”成员在榕树头公园找“职业示威者”，并在那里付款。
“仍然是天地不容！”
《东周刊》因为刊登艺人刘嘉玲裸照事件而停刊，当时被形容为“天地不容”，后来何国柱由杨受成手中收购了《东周刊》，但“长毛”说：“仍然是天地不容！”他除了会口殊笔伐炮轰《东周刊》之外，“我一定、一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诉诸法律”。他指透过法律讨回公道，并非理亏，而是事件影响了民主派，打击整个民主运动，打击要踢走保皇党的竞选运动，影响选举结果。对于有朋友要他申请禁制《东周刊》，他说自己为言论自由奋斗了几十年，“怎会禁制一本刊物？！”
“长毛”还开玩笑说，会把还未派发的财富派给在场采访的记者，然后指着自己的头说：“Wealth（财富）是在这里，我希望令到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周刊逃避媒体追访
事发后，各大媒体都尝试联络《东周刊》作出回应，但《东周刊》唯独回应属于同一集团的《星岛日报》。《东周刊》总编辑黎廷瑶强调，报道基于事实，绝无付钱造新闻，也有超过一位收钱的当事人证实报道，事件与选举无关，整个采访集团老板也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