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八五年秋，在德国学习完毕之后，我还是毫不迟疑地打起行装，牵着妻子的手，一同回到阔别数年的北京。旧日的朋友少不得聚会一场。一位在我走后已名满京城的作家朋友眼皮抬也不抬地对我说：“文化革命中，我们有的朋友总是责怪上一辈：当初你们回国来干什幺？我看，你儿子总有一天会问你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只是付之一笑，但“六﹒四”的一声枪响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粉碎得无影无踪。当我被街上荜荜剥剥的枪响和声嘶力竭的哭喊从睡梦中惊醒，望着身边也被惊醒的妻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作家朋友当初的话，此时他业已身到北美。
最近在网上读到北美有了沙盘推演的专家，终于从学术上证明了，在“六﹒四”的关键时刻，学生的所作所为使得政府除了下台之外只有开枪一途。我不禁想到，那幺推而广之，若是林彪当年不去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若是刘少奇对毛主席绝对俯首称臣，若是京汉铁路工人不罢工，若是刘和珍与她的同学们没有到总理府去请愿，甚至若是康、梁等人没有公车上书，……。或许这谈得太远了。但我记得，就在“六﹒四”开枪之前不几天，不知为何，一张党报上居然刊登了段祺瑞的子女回忆当年惨案的文章，指在学生与军警冲突达到高潮之际，有军警情绪失控，开枪射击学生。段祺瑞在后堂听到之后捶胸顿足，连连叹道“坏了我一生的名节”云云。无论事实果真如此，或是段祺瑞的后人为先人遮羞，段祺瑞最终是离开了总理府，鲁迅先生的千古文章也上了我们的课本。
巴金先生倡议建造的文革博物馆，在雨后春笋般的高级饭店纷纷落成之后仍无半点动工的意思，淡淡的血迹很快就了然无痕。记得还是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湖南家乡的熟人来访，讲起了玩笑。说是文革之后一群文艺界湖南籍同人在京城湖南饭馆“曲园”聚餐，庆祝劫后余生。“三家村”的廖沫沙先生一到，看见济济一堂这许多人便作感慨状：“咦！还有这许多湖南人，看来还可搞得一次文化大革命！”后来我见到廖先生的女公子也未有机会求证此事。现在离我听到这则传言的时间也有十多年了。我在北美长大的儿子，不要说不知道林彪、江青是何方神圣，就是他也曾身历其境的“六﹒四”冲突中的精英，如若不是偶然听到在他看来已是老得掉牙的音乐录音，也绝对想不起来侯德建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我终于没有辜负我的作家朋友的责难，我的儿子再也不会问起那使我难堪的问题。但对于我曾经度过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土地上每每发生的冲突险情，血浓于水的亲情总是时时使我报以极大的关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向前看”最终没有使我们聪明多少，冲突一起便又是血流成河。我愿把文化革命的点滴记忆放进网上虚拟的文革博物馆中，积少成多，总能警诫一些世人，或许可以在下一次的冲突中少开一些枪，少流一些血。
文化大革命先期的“造反”往往是文革史家的焦点。而“造反”似乎是政治“成份”和“出身”之争的结果。所以谈文革，不谈“成份”和“出身”不行。网上对于文化革命中那副对联，以及红卫兵的产生有了很多的讨论，尤其是德国仲维光先生的大作《“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载于本刊ｚｋ９６１２ｃ──编者注）一文讲述了他在清华附中当时的经历，文笔精彩，分析透辟，那里又是恶名昭著的红卫兵组织诞生的摇篮，对其本身似乎不用我再来续貂。后来又有一位徐女士提出不大相同的见解（见徐浩渊：《我的反思──给老三届的伙伴们》载于本刊ｚｋ９７０６ｄ──编者注）。但都提到当时的局面很有些受到北京四中的影响。我本来想等一位四中的校友出来唱和一篇，但久等不至。于是我就不揣冒昧，回忆我所知道的一点情况。
人的“成份”，中国历来很注意。有所谓“九品中正”云云，以致有清一代便定下了铁帽子王，居然还可以“世袭罔替”。共产党本是一支农民起义式的组织，当然不脱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但凡是一个新的朝廷建立，自要树立一个等级制度。分封元帅将军，制定二十几级的文官等级就是这一制度的外在形式。然而正当人们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仿佛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就一定会让你跟着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共产党还有另一套办法在组织着这一迅速壮大着的队伍。共产党不是傻子。今天老子得胜了，你跟我说坚决拥护共产党，要是明天国民党回来了呢，你会不会又坚决拥护国民党呢？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来不得半点疏忽。不能象在美国，今天你拥护民主党，四年以后，仅仅因为物价指数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你就转而投票支持共和党，这在我们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也是大逆不道的。那幺，又如何来甄别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这就用得着唯物主义了。就是看你在我这里是得到的多呢，还是失去的多。共产党毫无疑意地相信这一点，“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而且还要作定量分析。失去五亩土地是富农，失去六亩就是地主了。共产党从马上得天下，一开始就划分成份，实际上他急于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人海大国的每一份子对他的忠诚度。当然，后来发现自己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才有了除成份之外还有一个“站队”或曰“路线”的问题，所谓“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此是后话。
因此上，成份的划分实际上是除行政级别划分之外的一个忠诚度级别的划分。共产党认为这个系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系统。所以一个目不识丁，翻身作主人的街道委员会主任应该比一个行政十三级的公司留用经理更可信赖。大概章乃器等人就是吃了不懂共产党这个道理的亏，以为他这个粮食部长够吵架的资格了。多少年之后，当我与章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在内蒙的炕头上臧否时政时，他也承认乃父的莽撞。但是当“六﹒四”一起，这位公子又血脉贲张，以为有机会可以救天下了，充当起统战部长阎明复与天安门学生领袖们之间的传话人。但其后果则是阎先生丢了官，他也险些牵扯进去。这就是不懂共产党的游戏规则。所以毛泽东就反复地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是不愿意把话说透，但是你自己得留神。
成份的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共产党从一掌权就在处心积虑地进行。在城市中，还有其它的尺度在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比如你是美国留学，你可以是大学教授，一个月拿上三佰多块钱，共产党的书记有时也会对你笑上一笑；又比如你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你可以参加个民革，每个月去参加一次会，然后回家真心诚意地对家人说：“共产党硬是了不起！”其原因不外乎是张书记或者李支书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上了。
然而在乡间就没有这幺舒服了。那里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成份。实际上在中国农村，自共产党一接手政权，成份问题就是那些手中有了几亩土地，又不舍得落荒而逃的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为了这道咒符，不知道死人凡几。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得知，到底中国的乡村有多少仅仅因为成份一项而在共产党政权下亡命九泉的精确数字。在研究生院教我德文的一位专家，在参加土改运动时，曾亲眼见到在广西乡下把富农地主活活打死，然后把内脏挂到树上。我的一位好友，其父在抗日战争时是个共产党军队高级将领，进城后做到华东工业部的部长，但大灾荒的三年里也不敢接济乡下的祖父，只因其成份是富农，以致饿毙。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那幺，中国农村的老百姓则是这最好的老百姓中的皎皎者。他们是沉默的一族，你永远无法得知他们是如何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成份”只不过是在众多苦难中再加上已经看似无足轻重的一道枷锁。只是我们在哭诉自己不幸的时候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罢了。从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载于本刊ｚｋ９７０７ｄ──编者注）一文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３２５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８０岁，最小的是８天大的婴儿。有２２户被杀绝。”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山寨中火并不断，于是众好汉与喽罗们都有一个向山大王表示忠诚的问题。于是具备“成份好”的诸人最易于用这一利器作为护身盾牌。尤其是在火并中身不由己的上层天罡，弄不好连个地煞星也作不得，所以认认真真地落实“成份”，倒的确不失为一条成份不好”者，以攻为守。况且，这对手还没有交手就可以知道绝对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农村无往不利的“成份”法宝就在阶级斗争大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感召下推广到了城市。尤其是随着共产党的基本队伍自接手政权后响应“大干快上”的号召而大量产生的后代，此时已长大成人，这些子女也急于要认证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能够说“世袭罔替”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天经地义，但倘若说真能够按照文革中的对联行事，那幺就更加事半功倍了。实际上就我所见，至少在北京四中，文革前在这所共产党的要人子弟有如过江之鲫的中学，他们早已由善解人意的校方统统安排好了出路，不是上一流大学，就是出国。文革一起，革命委员会当然是老子的天下。
不过，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所以除了等待上一流大学或是出国之余，就是负责替校党委发现并甄别所有反动学生，这是责无旁贷的。如此这般的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们纵横驰骋，出手不凡。他们认真地发现着每一个敌人，留意着每一个稍有不满的眼神Ｈ魏我桓霭嗉兜母涸鸾淌ο视胁皇断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