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间维权运动的困境(上)

尽管，我在《民间维权在肃杀中成长》一文中，对民间维权的最近发展，做了正面的描述和评论。但是，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知识界的维权运动，通过网络的聚集和对个案的持续关注而初见规模。然而，我也时刻意识到大陆民间维权所面临的严峻处境和巨大困难，不要说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之间仍然横亘着巨大的鸿沟，使大陆的民间维权难以形成各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援，就是知识界的维权本身，不仅参与广度极为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参与者内部，也难以用同一个声音发言，而处在体制内外的割裂之中。对此种分裂，任不寐先生的《李思怡之后，何为？》（载于“不寐思想论坛”）和余世存先生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在体制内生存？》（载于“多维新闻网”）两文，有着更详尽的论述，我就不再赘言，而将重点放在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上。

　　僵化的制度现实和分裂的社会状态，使维权运动的前途并不光明，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在所有困境中的最大困境，不是政权本身的僵化和镇压，而是维权运动本身的内在分裂。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断裂一样，民间维权运动也处于断裂状态。具体而言，就是大陆最草根的民间维权与知识界的维权之间出现断裂。

　　在进入新世纪的大陆中国，民间维权的草根运动，主要由两大群体承担：利益严重受损的工农大众和受到严厉打压的法轮功群体。工农维权的困境，不仅因权利匮乏而处于分散状态，而且因在精英中缺乏利益代言人而陷于失语状态，只能进行自发的上访、示威、请愿和个体的极端行动。知识精英对工农维权的关注，还只处于个别化分散化的水平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凝聚.

　　法轮功作为半信仰半健身的气功组织，本来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主要是满足了普通百姓的强身健体和社会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泽民政权的野蛮打压和法轮功信徒的顽强反抗，使之演变为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维权运动，法轮功在迅速政治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也变成了国内公共舆论中禁区。所以，法轮功维权因过于敏感而罕有社会精英敢于公开关注，致使这一争取信仰、言论、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草根运动，在经历了颇为悲壮的反抗之后，在国内逐渐趋于被迫的沉默。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界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的集体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也就是说，当社会各阶层的维权只能在孤立无援中独自挣扎时，任何一个单独的群体（即便人数再多的群体）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都无法取得成功，无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镇压和收买的两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而当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在强权压制下的维权运动，得不到社会其他各界、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支持时，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和人权保障就将遥遥无期。在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草根维权运动，皆因缺少社会精英阶层的引导和支持而凄凉收场。对于这些草根维权，除了个别知识分子着文关注之外，国内知识界再无任何群体性反响。

　　同时，这种分裂还表现在言说与行为的悖论之中。在他们的言说中，农民和城镇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却成为知识分子用以赢得学术地位的资源，更成为“新左派”复活毛泽东主义的经验支撑，其中的极端者用“格瓦拉精神”来宣扬无产阶级的仇恨和革命。而在现实生活中，宣扬者自己却对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自我推销，享受着“精神白领”的物质生活与审美情趣，开“奥迪A4”，住高尚社区，出入于三里屯酒吧和建国门的外交公寓；他们忙碌地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名曰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实质上更像文化掮客和学术贩子；他们渴望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邀请，更渴望荣获西方标准的国际大奖，甚至为此还不惜拿赴美签证来自我炒作，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言说，却沉溺于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激愤中。

　　中国知识界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断裂，形成了左派的民粹主义悖论和右派的市场主义悖论，而在根本上，这种断裂来自知识界的言行不一的犬儒化生存方式。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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