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对萨达姆被捕的一点反思 内部民众和外部力量都应负起自己的责任

萨达姆被捕的时候显得老态龙钟，潦倒不堪。几个月的疲于奔命定然使他早已如惊弓之鸟，说不定他还觉得被美军抓住就算是做了个了断，为“从此不必每天再东躲西藏”而松一口气。布什总统已经公开宣布他赞成将萨达姆处以极刑。不论结局怎样，作为一个屠杀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伊拉克人的刽子手，萨达姆的下场确实不太妙。既使他能侥幸逃过一死，也难免不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我在电视旁等待聆听布什总统当天中午发表演说之前，在ABC电视台上看到萨达姆温顺地张开嘴接受美国军医的口腔检查。这个昔日邪恶的独裁者已经气焰不在。我甚至在想萨达姆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穷途末路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的邪恶本性固然是他走向这个结局的必要条件，然而伊拉克人民的逆来顺受和民主国家的姑息纵容也成全了萨达姆的暴行。

苏联曾经有一个传说：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该秘密报告使得世界上的人全面深入地看到了共产极权国家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当时有人递上了一个条子给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当斯大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看到这个质问的条子，就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台下没有人敢承认。赫鲁晓夫说：“我当时的处境就和你现在一样。”

赫鲁晓夫肯定觉得他是聪明的，他的“韬光养晦”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他成了揭露斯大林滔天罪行的英雄。其实他更应该庆幸斯大林死得早，否则他可能早晚会向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这些克格勃头子一样被斯大林清洗掉。中国的林彪最后被老毛逼上梁山，走的是同一个路子。独裁者身边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因为独裁者对自己的权力没有安全感，当然觉得离他越近的人越容易“篡党夺权”。而一般草民就更没有安全感，在独裁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漩涡中，一不留神站错了队就很快会家破人亡。

每个人都觉得“枪打出头鸟”，如果谁先说了真话谁就会马上遭殃，但是每个人又都知道结束了独裁暴政，自己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上平安日子。这种既希望享受自由带来的好处，却又不想为自由付出的心态在客观上成全了独裁者，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残暴镇压那些“自由的先行者”来震慑普通大众对自由的追求。从这一点说，每一个独裁统治下的人都应该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们不仅仅是独裁的受害者，我们也同时是良知的罪人。我们的沉默造成了那些先行者的悲剧，“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很小的时候曾经在《连环画报》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小的时候偷了邻居的一只鸡蛋拿回去给他的妈妈，他妈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把鸡蛋煮给他吃。受到妈妈的纵容后，这个人胆子越来越大，到他成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盗。后来他被擒获了，判处了死刑。临行前他妈妈哭着到刑场为他送行，他说，“妈妈，我有一句秘密的话要告诉你。”他妈妈就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他一口就把他妈妈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然后说，“如果你在我偷了第一只鸡蛋的时候打了我一顿，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呜呼，哀哉！如果说民众的抗议是内在的自下而上的抗争，那么国际上那些强大的正义国家完全可以从外面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如果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也许不会发生几十万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被萨达姆屠杀的惨剧。更进一步讲，如果国际社会能早一点结束对金正日的幻想，彻底拯救那里的人权灾难，也许就不会有百万北韩人饿死，两千万人还生活在地狱一般的恐惧和饥荒中；如果英法两国当年没有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怎么会有长达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千万人伤亡的世纪悲剧；如果国际社会现在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说“不！”，就不会有数千法轮功成员被残害致死，数十万人仍在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遭受洗脑和酷刑、数百万数千万的家庭就不会因镇压而破碎。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制度把人变坏了。”那么国际社会现在对邪恶的姑息怎会不纵容邪恶变本加厉？反过来讲，如果希特勒和萨达姆因为害怕正义国家不妥协的立场和声音，而不敢做下那么多的坏事，他们何必走到自焚而死或沦为阶下囚的命运？国际社会的态度如果能再坚决一点、再严厉一点，无论是对迫害者、被迫害者和正义国家自己，难道不是三全其美吗？在对待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是否有类似的教训可以吸取？

愿独裁国家的民众、正义国家的总统能和我们一起重温丘吉尔的这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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