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乱收费逾二千亿元
七年来，在陈至立的“领导”下，中国教育一塌糊涂，乱收费和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出身贫困的莘莘学子只能望大学校门兴叹，家长学生交不起高昂学费而自杀时有发生。陈至立管教育“向钱看”，还美其名日“教育产业”，将学校办成“学店”，这是中国教育系统大乱的根源。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之后，开始在教育系统对江泽民、陈至立搞乱教育进行治理整顿。据说这是向邓小平学的。一九七七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制度，立即赢得了民心。
整顿教育乱收费的风暴正席卷全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二千五百六十六项，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三百六十一项，一千零九十五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据一些教育专家的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二千亿元（人民币，下同）。
温家宝要治理教育乱收费
整顿行动始于今年二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治理教育乱收费被确定为全国纠风专项治理的三大重点之一。三月，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在谈到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时，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首先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五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各地在今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这是今年行动区别于往年的地方。
八月份，整顿风暴达到白热化。十四日，教育部就治理乱收费工作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各地打好“八、九两个月攻坚战”，确保今年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讲话中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乱收费，要撤校长的职务，”而且哪个地方出现乱收费，要追究直接主管领导的责任。
八月二十九日，教育部通报了部份省市查处的八起乱收费案件，要求各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截至七月底，全国共组织六千六百多个检查组，发现和解决问题二千五百六十六件。根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到今年七月，全国超过二十个省市共有一百三十多个中小学负责人被撤职。
中小学入选南京“十大暴利行业”
二OO三年注定成为中国教育的整治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乱收费问题已连续三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
据某知名教育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九万八千八百所中学和四十五万六千九百所小学，其中至少百分之二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取择校费分别为五百万元和二百万元－－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二百七十亿元，这当中大部份是属于乱收费。
在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案例中，这些乱收费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捐款、补课费、赞助费、复习实、集资实、搭车收取农业费、危房改造费等，无所不有。而在这些乱收费中，又以择校费最为严重。有报导说，2002年，北京市近八百所中学就有二百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十亿元。南京一家调查公司披露，中小学入选“十大暴利行业”。200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六万五千件，查处违法金额五亿元，其中教育乱收费近二万件，占近三成。“择校费”并没有上缴财政，其分流状况除了用于学校基础建设、物品采购外，相当一部份以回扣、贿赂等形式到了某些人手中，真正用于教师福利实际上很少。一九九O年以来的十年间，北京市海淀区内的三十二所院校，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有二十四宗二十六人。
十几年内大学费用升幅惊人
一九八八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张成对他当时缴交的学费还记得十分清楚：“很侥幸，我是最后一批低学费的大学生，当时我们上大学费用是每年五十元。说真的，这些钱在当时连买教科书也不够。此外，我们每个月还有物价补贴，大概每月二十多块钱，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再从家里拿一点生活费，这些”钱就够生活了。如果以现在的标准，出生农村的我就可能上不了大学。”
比张成晚五年上大学的郑敏，学费比张成贵了二、三十倍：“从1990年开始，学校有了自费生。他们的学费大概每年已经是一两千元。我们考上分数线的学生每年学费四百多元，再加上学校当时开始对宿舍收费，每年还有一百多元的公寓管理费，所以一年除了生活费以外的费用是五百多元。”
再晚五年，现在刚刚毕业的崔良的大学学费帐单则是：学费四千六百元，公寓费一千元，其他杂费大概一千五百元，加上生活费，每年家里供他上大学的开支在一万到一点二万元。崔良，念的是收费相对较低的师范。“我的同学中进了设计、艺术类高校的收费就更高了，有些光学杂费就上万元。”崔良的父母均是城市职工，收入还算不错，但也感到了孩子上大学给他们带来的压力。
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家长跳楼
因为交不起越来越贵的学费，许多城市下岗者与农民的孩子即使考上大学，也无法就读。在辽宁，甚至出现了下岗的父亲因无钱替儿子交学费而跳楼自杀的惨剧。
今年七月，陕西省榆林市，十九岁的景艳梅考上了大学，父亲景统仕不堪至少上万元的学费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八月，四川简阳市安像表节约村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为了筹措学费，愿意以身相许。
读大学难，但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幼儿园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有的甚至近二万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
陈至立治下的各地教育当局用如此鬼域伎俩榨取民脂民膏的：
一、前紧后松，“偷袭”收费。新学期开学，社会普遍关注，主管部门也盯得紧，一些学校就严格执行文件收费标准，树立严谨诚实的良好形象。然而，随着开学后的时间推移，在确定大家对乱收费的注意力已大大减弱后，他们便采取“偷袭”式的收费方法，突然间“不经意地”收取某项费用，从而避免引起学生、家长和教育监察部门的注意。
二、搞出一本“糊涂账”蒙混过关。这样的学校热衷于收取各种代管费，不按期结算，少补多不退，从中捞取“油水”
三、把政府责任摊派成学生“义务”。这些地方或学校采取的手段是欺上瞒下，哄骗学生和家长，把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演变成学生应尽的“义务”，花言巧语搞摊派。
用鬼蝈伎俩乱收费
四、打社会力量办学的“擦边球”。近年来，中国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非学历教育审批也比较宽松，有的学校就另起炉灶，弄块场地，买点器材，再办一所“新学校”。实际上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收费却高出很多。
五、兴趣班上讲“重点”，学生不得不“自愿”。这种老师一般在花样百出的各种兴趣班上兼职，并不明言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他（她）的兴趣班，却不断地有意提起将在兴趣班上讲“课堂内容”或“教学重点”，使孩子们不得不乖乖就范，表示“自愿”参加兴趣班的学习。
六、假他人之手收费的“借刀杀人”法。当前，教育乱收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的学校就假藉近几年在很多地方盛行的“家长委员会”的名义，声称应学生家长们的要求，明Illl张胆地向学生伸手要钱。
七、“打白条”或“口头办理”。有的学校在违规收取一些费用后，为逃避检查，采取开空白收据不入账的办法，或者干脆连“白条”都不打，从收钱到花钱全部在口头上就完成了，根本不留任何白纸黑字的凭据。
这几年教育部门的腐败是相当惊人的。
教育系统贪官层出不穷
有人将教育领域腐败的发生和蔓延分为三个阶段：九十年代初期的萌芽，九十年代中期的发展，九十年代末的大面积爆发。据记者从南京市检察机关了解到的情况，1999年初至2002年三月，南京共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三十九件，其中高校二十一件，涉案金额一百万元；。一九九九年高校职务犯罪仅一件，200-年猛升至四件，2001年增为八件，2002年头三个月查办八件。一九九O年之后的十年，北京市海淀区三十二所院校中，一半染上了腐败病毒，二十四起案件中的二十六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01年，陕西省查办的高校腐败案件三十六起六十一人，其中处级干部二十二人。该年陕西经贸学院发生的腐败案件涉案人员中处级干部十一人，科级干部十二人，是陕西省教育系统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的团伙经济案件。
教育领域的腐败和职务犯罪主要表现在五大方面：
“一把手”职务犯罪比例较大。绝大多数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不少校长同时还兼任书记，掌握进人权、用人权、择校审批权、借读审批权等权力，具有腐败和职务犯罪的便利。2002年6月，陕西省横山县人民检察院在侦察某工程公司的经济案件时，发现延安大学校长惠延德受贿十五万元人民币的线索。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办案人员排除种种干扰阻力，基本查清了惠延德收受五十多万元的贿赂事实。前不久，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校长、副校长因乱立多种教育收费项目，学校“小金库”敛财累计七百一十八万元，并私分部份款项而双双被查处。
招生成收贿的黄金时刻
高考、中考等招生中的腐败现象严重。负责招生的人员接受“好处”，利用职权招收一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关系生”、“条子生”、“高价生”、“择校生”，也存在保送生暗箱操作的现象。湖南省郴州嘉禾一中高考大面积作弊，广东电白县师生合谋，利用BP机传递高考答案。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一九九六年七月至二OOO年十月间，利用负责招生工作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妻非法收受十九名考生家长所送的人民币二十二万三千元和四十一名考生家长所送的“好处费”十三万三千八百元，被称为“吃黑院长”。
基础设施建设、财务和采购等利益环节是教育领域腐败中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如负责教育书刊和资料采购的人员接受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的现金“回扣”。书刊发行站、教育辅导站、学校负责人等有关人员可以经常以考察、参观、学习之名进行公款旅游。仅今年上半年，广州市海珠区就查处了十二宗教育系统腐败案。其中，暨南大学基建处原处长助理黄军利用职务便利，在校园建筑工程中先后多次收受数家承建商负责人送的“好处费”九万五千元，华南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原基建办公室主任朱兴敦在任职期间，共收受贿赂款人民币十六万二千元。
学术腐败不容忽视。近年来在学术界，凡是职称评审、院士评审、课题立项、基金使用、论着评奖、成果鉴定、论着出版、文凭发放、学校升格等涉公务性的活动中，都可以发现请客、送礼、托熟人、批条子、打招呼的现象，行贿、受贿现象并非个别例子.......
陈至立包庇走后门的有头有脸者
2001年八月，上海交通大学爆出了丑闻。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志明（江泽民的内甥）、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张仁良、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长瞿振元、教育部人事司长管培俊、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胡启迪、上海教委副主任夏秀蓉、上海张江高科董事长戴海波、上海旗忠集团总经理高凤池，以及两院院士王大中（清华大学校长）、阮雪榆、谢绳武、翁史烈等，还有交大领导二十八人（包括六名正副校长、两名校正副书记、纪委书记及院系主任书记）向交大当局打招呼走后门要求录取他们的亲戚。
有电脑奇才从交大电脑上获取此份腐败记录，并将之在电脑的聊天室曝光。许多学生和家长愤怒地谴责权责们利用特权大搞“教育腐败”的罪行。
陈至立控制下的教育部称，该名单中被录取者均符合招生规定，没有“走后门”。但事实却是，当年交通大学录取的六十一名新生中，有十一人分数低于录取线。陈至立就是如此包庇那些特权者和特权学生的。
陈至立在“六四”后以权势和暴力摧毁以《世界经济导报》为代表的刚刚萌芽的不依附权贵的中国新闻业，现在又以金权摧毁中国的教育事业。这个江泽民的宠臣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先进文化的杀手。
《开放》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