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第一，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他们最初的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低于目前的中国的现状，而且都赶不上我们中国的五十年代。美国最初实行民主时，还是一个农业国（而工业化是1807年开始，到1860年才完成的），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 ％左右，我国目前是36%；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而我们现在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不是吹嘘已达800 美元左右之多吗？虽然我国1/4的成人是文盲，并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制，但世界上的义务教育制是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比民主制要晚得多。美国最早的义务教育制起始于1832年的宾西法尼亚洲，到1870年才在全美国普及不到2/3，在这以前的别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就是普及教育也远远不如现在的我国。实行了民主制的印度，别说当初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就是今天他们在公民素质和经济发展方面，也还是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十多年前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经济富裕和文化素质比我们高了许多，而恰是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崩溃的边缘上，他们的政治文化也走到了极权专制腐败透顶而又残酷难忍的程度上，并且至今由于专制造成和遗留下来的基础经济匮乏及其政治腐败等严重问题，也还是让新的并不完善的民主政权难以一下子解决好和恢复好的已经大伤元气的问题，甚至还要为此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而走艰难又比较漫长的道路，就像一个人的疾病早期不治而到了晚期一样，再想恢复正常，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其富国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民主制。比如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他们实现了经济市场自由，而仍然没有实现政治民主自由。当时的纳粹德国，可谓是世界的强国之一，但却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法西斯帝国。民主是靠历史的政治环境和人民自己争取人权条件造成的。原始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2500年前的雅典就实行了约有历史200多年的民主制；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基本算是或接近是，可见那时的生产条件与公民文化素质是怎样的。中共在延安抗日时期以民主作为动力口号，所以才动员和吸引了一大批中华英雄儿女去奔赴延安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就是论在中国准备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的。那时中国是什么条件？难道会比现在好？现在，一面大力宣传说中国国民素质低而不能实行民主，可另一面又在素质最低的乡村大搞基层民主，为什么不在文化素质高的大中城市搞，怕什么，这又怎么说？我们的专制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以教育不发达为理由，硬说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可在另一面又一再削减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目前只占3%左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均位于世界的后列，甚至还要排列在许多非洲贫穷国家的后面。这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借口所谓国民素质低和经济落后等理由而无法搞民主的说教，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是毫无决定意义根据的。虽然公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与发展，但也绝不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人权牌时，我们就要特别强调我们经济落后和公民素质低的特殊国情论，而当我们对内对外要打主权牌时，我们就又要大肆高唱我们经济富强和国民文化经济水平空前提高，等等。这些，无不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而阴谋制造的愚民教育、洗脑宣传的惯用伎俩而已，目的是麻痹和愚弄人民，混淆国内外人民了解真像的视听，特别是以独家新闻封锁来控制言论新闻自由而施行愚民统治，使之专制既得利益更长远地稳固下去。
第二，艺术话语权力是属于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言论自由权利，是人的第一天赋人权，是人本能所具有的，这也就是人本身天然的自由权 ──会说话、要说自己的话──说真话──并能以能够影响更多公众的公开透明传媒方式去讲真话──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自身权力。这是与生俱来的，是爹妈天生就本能带来并由我们自身不断具有的人性善良知识所遗传发展而存在下来的。换句话说，这个权力并不是靠极权专制者所恩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本来独有而可以使用的。它一是用来自卫，二是也能用来为同类他人代言的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就是指人的政治权利，因为人是政治高级动物，而低级动物是没有政治性的，所以才叫人权。这一点也就是天赋人权概念的来源，而专制主义所大肆宣扬的生存权，那不仅是人的权利，也是其他动物的天赋权利。适着生存嘛，凡是生存下来的动物，都具备了这样的简单生存权利。这里特别讲明这一点，也是这里使用人权一词的真正原本定义，而绝不是专制定义的伪人权。在自由民主国家里，这个作为一般而言的人权即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是人人法限公证平等享有的。在极权专制国家里，这个作为宪法还规定拥有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却已被统治者完全剥夺了。由此这样一来，在极权专制国家里的言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就失去了它法限的实际存在意义的有效能力的权力性，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只有了仅仅是生存权的如同牲畜猪狗一样的动物权而非人权，也就是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性的人本能的天赋人权，所有的（政治）人权成为了奢饰品和专供少数有行政权力阶层人的垄断政治资本。这也就是说，在集权（极权）或称威权（专制）统治的国度里，人人或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人权，已从人本能力的天赋资源中被少数人压制下来，或被他们从意识形态的人人参与的领域里清场出去，并将其在完全违犯人道和反人类的强权压迫前提下定为“非法”，使之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的没有掌握政治权力话语的人，其要想获得基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权，他们除了要向统治权力者不断地以身师法去抗争或勇于牺牲去争取而外，那么他们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有法力保障和社会合法化的有力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我们作为人民中的知识分子阶层，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代表──文学艺术工作者──由于我们掌握了各种专业知识，特别我们握有了可以用形象语言这种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和更有艺术多种表达方式与渠道的特殊话语权力，我们就具有了比一般普通老百姓更多代表自由权利发言的机会和更多抗争极权统治的理由及其这种广泛影响的能力，所以我们所具有的既能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自卫人权而又能为他人弱势群体争取人权的特别职责性与历史赋予的神圣责任性，也就突显重要起来。要知道，专制极权者，就是因为他们握有了暴力统治权利，而才具有了不可一世的权力话语；而我们在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则是由于握有了抗衡暴力统治的真理力量，而自然具有了不可战胜的话语权力。这也就是说，他们因有了统治暴力，而行政权力话语才在他们手上掌握；但我们因有了知识道义，而真理话语权力便在我们这里无比有力。道义是会最终战胜腐朽的，真理也会最后战胜邪恶的；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最终都会战胜假借代表人民的以专权暴力统治来压迫人民的人。这也是被无数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当然，在专制时代，我们的这种言论自由、我们的这种艺术话语权力其在真正行使（抗争）过程中，那是肯定会被屡遭封杀的，有的还会因此付出个人牺牲的惨重代价，但封杀一时，却不能封杀永久；封杀一个知识分子文人，但只要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最终肯定被封杀的反倒要战胜封杀者本身；铁制黑夜再漫长，也不会永远阻挡自由光明的到来，况且子夜会永远准备着黎明的诞生。这是正辞一方面的必然结果，而反辞另一方面的同理，也可以必将这样证明，越是封杀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越说明极权统治者的心虚力弱；越说明我们的专制主义体制已经到了最后气数已尽的时候了；越说明连非暴力的基本人权言论都不能容忍的可悲的必然民心彻底丧尽的犹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样的垂死挣扎时期的来临；越说明我们的自由言论和艺术话语权力一旦真正行使起来后就无不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巨大核威力……我们可以回头往前看，印度的布衣总理圣雄·英·甘地所领导的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是使印度和平赶走了英殖民者并取得了人民民主的胜利吗；美国的著名的黑人维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不是以精彩的震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而演说出了一个美国黑人从此彻底摆脱了种族歧视的黑暗历史的伟大纪念日吗；南非的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得拉不是以几乎大半生的坐牢，于是就坐出了一个自由而又全民族完全和解的新南非吗；坦桑尼亚的首任民选总统尼雷尔不就是号召他的反对党集体轮流主动去坐政府的牢房，这样一举把专制政府坐垮的吗；即使在前苏联那样的残无人道的黑铁暴政统治下，苏联体制内的以亚·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连高尔基都包括在内的大多数著名作家，他们不是选择了不甘沉默状态下的不时发出的对抗声音，就是一直决不投降的以异议人士身份的或者流亡或者坐牢的英勇致死的坚决抵抗，而最终不也是在死囚里或者在逃亡日月下有幸迎来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和伟大祖国的巨变吗？！前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当年他就是以资深剧作家的身份来号召和发动了捷克几乎全体作家都首先采取的与专制政权决不合作的和平怠工运动，并以艺术的话语权力捍卫捷克人民的自由权利、争取民主诉求，从而带动了各界知识分子，很快影响了普通民众，一下子迫使专制极权者交出了政权于人民……这就是我一贯所说的在黑暗时代的人的内心必须保持的最后一道光亮（必要性和伟大性），这也褪窃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