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运从1月7日开始，时间为40天，至2月15日结束。由于今年春节来得比较早，因此较比往年，今年春运的客流量仍然很大而且客流集中，运输部门将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引自CCTV报导。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各大新闻网站都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小情，作有充分和及时的报导，而且内容详实，也更客观全面。因此，我几乎很少看国内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即使偶尔看电视，也只是对抓到萨达姆这样的新闻才感兴趣看一看。然而每当在春节来临之际，电视上报导的春运画面，却不能不使我心动，并自然在瞬时浮想起自己的当年，甚至感到就好像自己仍然身在其中一样。
在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正在中国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每年放寒假都要回家过春节，而往返一路上所要经历的一番磨难，至今都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回家这一程还好说，在学校可以预定座号车票，尽管车厢里拥挤憋闷，但起码有个座位，比站着的旅客还是幸运了很多；再说这是回家，心情也高兴，克服一下也就过去了。然而在返回学校的这一程，由于事先买不到座号票，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也只好一路站着。特别是在10几个小时路途的后半程，体力开始不支，站也不是，靠也不是，偶尔被有座位的人允许搭边儿坐一会儿，一时真有种感激万分的心情发自心底。记得还有几次要故意在厕所里多逗留些时间，以换换清静和呼吸一下更好一点的空气。那时年龄小，离家和回家本来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情，又加之路途上遭受这份罪，内心的酸楚和郁闷更是雪上加霜。多次一回到学校就像生病了似的，几天后才缓过劲儿来。今天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挨过来的──
那时坐火车就总是这样想，我国的交通状况何时才能改善？出行怎么会是这样？也许真就是因为我国人口多？也许10年后20年后该不会是这个样子吧。然而，看到接下来的一组电视画面时，内心里就不得不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人们排着长队购买车票──站里站外人满为患──候车室拥挤着──站台上奔忙着──提着编织袋扛着大包抱着孩子──烟气蒙蒙的车厢里──站坐难耐的旅客──疲惫不堪的面容……。随着镜头的移动，播音员的画外音说到：“今年春运期间，将会出现“学生流”、“民工流”和“探亲流”的集聚重合，形成客运高峰。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预测：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18.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左右。其中：铁路1.37亿人次，增长2％；道路17.17亿人次，增长 3％；……”看到这些仿佛让我又回到了20多年以前。
时至今日，中国的交通运输状况为什么还是如此紧张？衣食住行是人的最基本需要，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平均都在8% 左右的高速上，但人们的出行为什么还是这样窘迫？与现代人所要求的那种体面出行为什么相去甚远？国民创造的财富交纳的税金都花到哪里去了？！据媒体报道，每年的公款吃喝竟然吃掉了1000亿元人民币；腐败官僚们的坐骑每年也要耗掉几百个亿；搞个庆典或仪式也要花掉几个亿或几十个亿；等等。更不可思议的是，近1亿左右在城市里打工的民工竟然被长期拖欠工资，数额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摆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数字，不能不使人看得眼蓝和心跳！有良知的人们不禁要大声怒问：中国怎么了？！
所谓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战略，确实应该按照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做出科学的调整和安排！但是，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政治制度上和监督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必须对公职权力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白费口舌，社会上暴露出的这些尖锐矛盾仍然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最近，经济学家胡鞍钢公开肯定与呼吁，国家的决策机制必须发生转变，应该由“领导决策”向“问计于民”转变。他尖锐地说到：“在那个时代，重大决策大都是由主要领导者决定，有非常成功之处，也有重大失败之处，这是当时决策机制的重要特点。实际上，在不少决策失误中，事先或事中并非没有不同甚至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是，这些意见受到了压制，有的甚至演变成严酷的政治斗争。马寅初等因主张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严厉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试想一下，如果仅仅把上面提到的被挥霍的公共资金，哪怕是一半儿，用在交通设施建设上，那会是什么结果，起码站着过年回家的旅客都会有个座位，在旅途中可以坐下来观赏窗外的旷野景色，甚至可以陶醉在悠闲的旅行乐趣当中。而且，类似令举国欢庆与骄傲的“神五”上天那样的科技成果，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在心里对其真正意义和价值产生怀疑或质疑！
作为每一位人心是肉长的公民，在面对今天如此严峻的春运形势，都应该怀着一种将心比心的情怀，尽可能地帮助他人，特别是对待上面提到的 “三流”中的“民工流”，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实在是很不容易，一年在外不要说劳作艰辛，还经常被老板呵斥，有的可能还被拖欠着工钱。他们在城里打工，时常也会遭到什么人的白眼和鄙视。真是岂有此理！
记得过去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对种地的农民是称之为农民伯伯的，然而今天这些一样过去种地的农民来到城里打工，地位和辈分却都发生了改变，甚至倒了个个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城里人，无论比自己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一般都要用“城市大哥”或 “城市大姐”来称呼。每当遇到这种情形，我内心总有些不是滋味的感觉。他们的这种谦卑很让我感到不自然，也同时会产生更多的联想。所以我也很想借这个话题，用他们的称谓说：城市大哥大姐们，拜托了，再多一份理解与爱心吧，善待他们！真的，他们在城市里，对环境是陌生的，过马路时是慌张的，请你开车慢一点，让一让；他们在跟你打招呼打听点儿事时是怯生生的，请你和气点周到些。怎么样？这不光是因为他们为建设我们的城市出了大力流过大汗，更因为他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
认真分析一下，民工们回家过年，总比学生们回家过年更费周折。他们没有学校统一组织购买预售座号票的便利，更没有国家优惠的半价待遇。他们得排长队或者多掏手续费买高价票。坐火车根本舍得买卧铺票，乘轮船只买通铺大舱票，坐汽车大巴也多半要选择票价最低的那种随时可能抛锚的烂尾车，路途上吃个面包喝瓶矿泉水也会盘算一番。如果没有拿到足额的工钱回家，也许在路上还是带着一肚子的火气也说不定呢。所以我也很想说句公道的话，拖欠民工工资的爷爷奶奶们，行行好，让民工们舒心地回家吧，千万别让人家，既在城里流汗水又要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流泪！
我们知道，三农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在2003年年初的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已被列入国家首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三大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据媒体报道，农民家庭收入中的43%是由进城打工来创收的。去年10月27日温家宝总理考察重庆时，一位名叫熊德明的普通农村妇女，现场向总理反映了自己的丈夫被拖欠工资2240元后，仅仅6个小时，这个农民家庭被拖欠了两年多的工资就如数归还了。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事件，正在引起全社会的热烈讨论和强烈回响。临大年三十儿还差10 来天，其他民工们被拖欠的工资，能否在这之前得到偿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欠钱赖帐本来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拖欠或克扣贫困的民工血汗工钱就更失去起码的人性道义！赶紧还钱！别再搞什么06年08年的还款计划！这可不像当年追讨“三角债”似的，一推六二五，最后都成了死帐。民工们认的是尽快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钞票！
总地看，民工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生活最困苦的阶层，他们肩负很大的社会负重，拖家带口，度日艰辛，属于金字塔最低层的大众人群。因此把关切目光投放在民工们身上，也许才是一个健康社会所最不可忽视的。我注意到，2003年春运期间湖北、四川等民工集中的省份，还特别安排了民工专列，让民工们坐着回家，这是非常好的措施，不知今年会不会这样，其实只要想办法，即便在现有运力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紧张压力的。
春运是一篇真正牵系千家万户的大文章，全社会各个方面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为营造出更和谐更人性化的良好局面，做出不懈的努力。面对我们国家的现实，还是有潜力把春运工作做得更好些更美些。比如每个市地的车站码头，挂上一条横幅，写上“欢迎你们春节回家过年！”或“你们辛苦了，家乡的亲人正期待着你们归来！”以及做一些实实在在便民事情，如环境卫生、售票便利、秩序井然、服务态度温和，等等。别光是扯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那样警示性的横幅，环境脏乱差，无温情又无秩序；车站出口处的出租车不能随便选客拒载，一出站口就遇到乘车被拒载，在归来者的心中整个的城市形象和家乡感就没了。
说实在话，各市地的官员们注重抓形象工程是对的。我看2004 年春运就是个很好的平台，而且花钱少，效果好，顺人心。拿出千八百块钱，在城市窗口──车站的出入口处，挂出上面说到的那种富有亲和力的横幅，并严抓整治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作风，为迎接春运做好准备。我想做好这件事，虽然很简单，但却非常暖人心，迎合了游子归来那热扑扑的心怀。同时，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也会大为改观。一回到家乡就顿时感到与在外地的不同，久违了的乡土亲情扑面而来，就连呼吸的空气都会感到那样的清新，那般的和悦，真是风也调顺，土也慰心，人彩翟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