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去的时机不好,当时是“林副统帅”执政,北京正在拉大网,所有户口不在北京的人都要进学习班,我们也被抓进去了。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就是拘留所,门口有持枪的卫兵看守,学员行动不自由,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除了打饭、吃饭的时间,我们都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
一天中午,我去买饭时,走过一个房间,无意中向里看了一眼,不禁吓得毛骨悚然,房里密密麻麻席地坐着五六十人,男的个个胡子拉碴,人瘦毛长的,显然很长时间未理发了,靠墙还坐着几个女的,都低着头在看手里的小红书,那屋子光线本来就暗,又低着头,脸色看起来又青又黄,好似地狱中的饿鬼。有人抬了下头,监督他们的红卫兵立即厉声喝道:“低头!”我低声问同屋的伙伴:“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这样?”她拉着我迅速地离开那里,到了楼下无人处才小声说:“那是专政班,里面都是‘地富反坏右’,我们是普通班,可去楼下院里小店买东西和买饭,他们没有一点行动自由,饭菜也由工人集中抬上去分发,只准他们吃窝窝头。”专政班的黑五类,有两个就住在我们寝室,其中一个40岁上下,知识分子模样的是被错划为右派到北京来要求平反的,向原单位外调说是右派翻天,因此送到专政班。她是南方人,吃不惯窝窝头,托我们替她在小店买面包,那时,为了监督我们,寝室的门不许关,日夜有红卫兵在门口站岗,我们只有趁傍晚借口盥洗关上门,偷偷塞给她,她也只能夜间躲在被子里悄悄吃,失去自由的人多么可怜!
管安徽组的原来是个和气的男红卫兵,他调走后,换了一个瘦瘦脸眼露凶光的女红卫兵,她对我们十分苛刻,处处吹毛求疵地找麻烦,吃饭前都要比其他组多站10分钟队,我们都憎恨她,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读毛主席语录,她突然大喝一声:“全体坐正,不许靠墙!”我们都立即像机器人似的直起腰来坐得笔直,只有一个因到北京玩而被抓的青年工人张宗斌,仍旧靠在被子上,瘦红卫兵又喝一声:“张宗斌,你给我坐正!”张偏着头看手里的小红书,仍然不理睬,她气极了,瘦脸更黑了,噔噔地掉头跑出去。我们都觉得大事不妙,张却一扬头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我家三代都是红五类,她不就是个高中生吗?能把我怎样?”正当我们惴惴不安时,一个军人把我叫去,要我作为大学生代表发言,并说明一定要强调“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革命”我心里很纳闷,反对党和毛主席是反革命,反对个别红卫兵怎么也是反革命呢?晚上七点左右,来了几个军人和男红卫兵,气氛十分紧张,突然两个男红卫兵上去将张宗斌从铺位上揪到台前,一边一个把他的骼膊反扭到背后向上举着,又用力将他的脖子掐到膝盖以下,据说这叫“开飞机”。我们几个学员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和学生对他进行批判,军人主持会议并带我们喊口号,两小时热烈的批斗会后,“三代红五类”的张宗斌被作为反革命送到专政班去了。我们也都领会了“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革命”的“真理”了。
那半个月的拘禁生活,令我终生难忘,也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和第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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